中唐吕温政治思想和文学成就述论
  东平地处黄河、汶河交汇流域,是我国北方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东平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4000余年。在由国到郡,再到路、府、州、县的沿革中,东平一度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历史上无盐、宿城、须城等都曾作为地方行政治所。随着东平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其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东平府学曾名噪一时。地杰必人灵,得天独厚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造就了一大批在我国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杰出人物,这些杰出人物在东平生息繁衍,成为东平地方的世家望族。具有代表性的世家望族主要有东平吕氏家族、梁氏家族、严氏家族、夏侯氏家族等。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中唐吕温在政治思想和文学上的主要成就。
一、吕温家族的盛衰
  由于受战乱的影响,东平吕氏家族早在五胡十六国(304-439年)的时候就分成南北两支。南支主要侨居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北支主要侨居在幽州(今北京一带)。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东平吕氏家族涌现出了吕显、吕温(北魏)、吕罗汉、吕思礼、吕僧珍、吕温(唐)、吕彦直等杰出人物,他们成为本家族的代表。其中以吕温(唐)家族最具代表性。
  吕温(772—811年),字和叔,又字化光,中唐时代的文学家、政治家。吕温的高祖父吕项(官至济州录事参军),“以器能显”,还偏重于武的方面。曾祖吕崇嗣,以经术闻,徵授秘书郎,不就。吕崇嗣已偏重文学,虽“授秘书郎”,但不就。祖父吕延之,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进士,因文章出名而被朝廷重用,官至浙东道节度使。父吕渭,“贞元中,累迁礼部侍郎。出为潭州刺史。卒,赠陕州大都督。”吕温是吕渭的长子,幼年时期,就受到父亲的精心教养,后寄居扬州,在灵岩寺读书。贞元十四年(798年),吕温在科举会试中,以博学宏词,“两科连中,芒刃愈出”,被任命为集贤殿校书郎,职掌校勘经籍著作。吕温由此博览群籍、通古晓今。两年后,吕温因父病故,返乡服孝。贞元十九年(803年),经侍书王叔文和翰林学士韦执谊推荐,被唐德宗亲自提升为左拾遗,负责对皇帝进谏和推举贤良等事务。贞元二十年(804年)奉旨出使吐蕃,回朝后历任户部员外郎、四封员外郎、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元和三年(808年)贬道州刺史,五年转衡州刺史,六年卒于任上。
  新、旧《唐书》称吕温兄弟皆美才。吕温的弟弟吕恭、吕俭、吕让也都以诗文著称。吕俭,至侍御史;其弟吕让,二十三岁时进士及第,官终秘书监。吕让之子吕熀亦进士及第。吕温家族自盛唐而下直至晚唐,绵延不绝。吕温本望东平,籍贯河东,居住于洛阳。吕温自称为“河东男子”,又称“东平吕某”,一生经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
  隋唐之际有一次士族们的大规模迁徙,迁徙目的可能源于科举仕进,迁徙目的地多为两京,其中以河南府为最多。据《东平州志》,“其先东平人,后移家河东。”吕温家族由东平迁至河东,吕延之大概就是在这股迁徙风潮之中,于开元天宝之际迁于东都,其家族也逐渐通过科举,逐渐走向了家族的复兴。
  吕温家族很早就注重儒学,具有一定的家学渊源。其家族内部已形成父子、兄弟之间的文学传承之风。吕温家族自吕延之开始,一门五进士,其注重文学并在科举上取得巨大成功,称其为“进士家族”和“文学世家”也不为过。从族人官品看,吕温家族在仕途上是很不错的,除了未及第的吕恭,其余诸人官职最终都达到四品以上。吕温家族自开元天宝后一直到贞元元和甚至更长时间里屡宦不止且居高品。当然,吕温家族也有弱势,其父兄等过早逝世,造成了家族力量的单薄。吕温子侄辈中已知的只有吕熀及第且仕宦不详,虽无法断定吕温家族在唐代的最终命运,但是结合唐代士族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到了晚唐,吕温家族很可能又逐渐走向了衰落。
二、吕温的政治思想
  吕温从小随父学习儒家典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又师陆质治《春秋》。
  陆质所宣传的道并不是纯粹的圣人之意,而是经过其修正改造后的圣人之道。吕温是陆质的得意弟子。陆质曾说:“子非入吾之域,入尧舜之域;子非睹吾之奥,睹宣尼之奥。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子咸临泰阶,清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熙。”陆质把自己的理想实现全部寄托在吕温身上,吕温把陆质的教导“绅而书,犊而藏,传于子孙。”以示终身不忘,并为之而奋斗。
  (一)仁政爱民、敬重人事。吕温为政清正廉明、打击奸吏、体恤民情、关心农事。元和五年,吕温三十九岁,擢为衡州刺史。到衡州任后,吕温清查“隐户”,减轻百姓赋税负担,清查出“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百”,比《元和郡县图志》所列户数增了近一倍。这样打击了地方奸吏与兼并势力,改变了20多年来赋税负担不均的现象,使得百姓免于偏苦。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中述吕温在衡州政绩时,说“欺吏悍民,先声若失。通租匿役,归诚自出”。
  任衡州时,有5个人因“力输公税”,遇河水暴涨而溺死,吕温除给以抚恤,特写《衡州祭者里渡溺死百姓文》派人去祭奠,又指责自己“州令未明,津渡不谨,致此论逝,咎由使君”。此外,拿出俸禄抚恤死者家属,代其缴税,可见吕温当是“忧民生、悯民事”颇具仁人之心的好官。吕温病逝后,道、衡二州的百姓悲痛不已。据柳宗元记载“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饮酒,是月上戊,不酒去乐,会哭于神所而归。余居永州,在二州之间,其哀声交于南北,舟船之上下必呱呱然。盖尝闻于古而睹于今也”。这种哀肠九转的情景,表明吕温同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
  据《云溪友议》载,李绅著名的《悯农》诗,就是因为吕温的特别欣赏而盛传于世的。吕温为政惜民爱民,受陆质的影响,“散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恢复盛唐之治成为吕温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
  (二)崇德尚贤、维统反藩。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内忧外患、民生凋敝,面对如何恢复中兴之治,吕温看来,要缓和激化的矛盾,重振国威,君主要以德为本,革新政治。作《成皋铭》“昔在秦亡,雷雨晦冥,刘项分险,扼喉而争。汉飞镐京,羽斩东城,德有厚薄,此山无情。”将秦末刘邦、项羽争斗的成败,归因于“德有厚薄”,并以此来引起君主的警醒;《古东周城铭》“兴亡治乱,在德非运,罪之违天,不可以训。升墟览古,慨焉遐愤,勒铭颓隅,以劝大顺。”认为统治之治乱,“在德非运”,若以德为本、善待臣民,则其必然也会归顺,从而实现天下和平繁荣。
  吕温主张君主要“拒昏纳明,知人任贤”。如《皇帝亲庶政颂之序》中极力赞颂了贞观时期的22位贤臣,君王若虚心纳谏,将会有良臣辅弼。中唐时藩镇割据,擅权专横,这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吕温也极力思考和关注,如《代李侍郎贺收西川表》,祝贺朝廷平叛的胜利,赞扬唐军纪律严明、势如破竹的气势,使“市不易肆,巷无惊犬,人蒙肉骨,户解倒悬”;《晋王龙骤墓》“虎旗龙舰顺长风,坐引全吴入掌中。孙皓一儿何足取,便令千载笑争功”。通过对东汉末年首先起来讨伐董卓的长沙子弟和晋朝大将王溶率领虎旗龙舰,一举消灭偏安江南孙皓史实的歌颂,表达了他对反对割据、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历史英雄人物的怀念和敬佩。
  (三)严正法治、赏罚分明。吕温还主张重刑赏,实际上是重法治思想的体现。吕温认为刑赏是治理天下的利器,关乎治国之根本,必须严肃对待。中唐时期朝廷微弱,藩镇跋扈,吕温强调严正法治、赏罚分明,也是陆质《春秋》思想注重现实的一种反映。认为任贤能和重刑赏是集合在一起的,只有赏罚分明、朝纲严肃,朝廷才可以取信于臣下,奸佞退而贤能进也才可以真正的实现,反过来,任贤能也就会更好地来促进刑赏的顺利实施。在刑罚的实施过程中,吕温还特别强调宽猛互用,“宽则人慢,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施之以宽”。二者相互搭配、相济相补,方能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
  针对当时“国凛犹虚,边馈未继”,有人提议恢复汉代“以粟为赏罚”,吕温特写的一篇议疏,分析了“纳粟除罪拜爵”的危害。指出这是“班爵于并兼之家,析圭于滞积之室”,只有利于少数富人,而破坏了国家法制,认为这是对法律尊严的挑战。倘能以纳粟赎罪,凶徒贪吏便会肆无忌惮,如此一来朝廷法律定得再严,就是“临以斧钺,驱于鼎镬”,也未必能震慑住犯罪。此外,吕温还具体参与了道州地方性法规《道州律令要录》的制定。
  吕温的这些法治思想理念虽是针对当时中唐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来的,其中有的失之片面或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今天看来,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应当说,吕温是封建时代非常难得的一位思想家和法学家。
三、吕温文学成就
  吕温少年时期,就跟着父亲学习《诗经》《礼记》等。“从陆质治《春秋》,从梁肃为文章”。跟随名师,学问大有成就。《春秋》对吕温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后人曾拿吕温的代表作与“左氏”相提并论。随梁肃学文章,梁肃为唐代古文运动之先驱,作文尚古朴,韩愈也曾师从之。吕温作品中,文章是最为成就突出的一个部分。王渔洋《香祖笔记》中评价吕温之文章为“吕温为文骄散俱佳,尤长铭、赞,在奇逸之气”。刘禹锡称赞他的文章“始学左氏书,故其文微富艳”。新旧《唐书》称赞其文章“天才俊拔,文彩赡逸”“操翰精富,一时流辈推尚”“文体富艳,有丘明、班固之风”。清代著名学者李慈铭指出:“和叔之文,根柢深厚,自不在同时刘梦得、张文昌之下。”近代一代文选学家高步瀛先生亦非常推崇吕温的文章。
  (一)铭赞奇逸。吕温铭赞,立意高远、议论宏博。吕温文学上主张“文为道饰,道为文本”,反对章句翰墨之文。其文往往抨击弊政,有的放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铭赞内容丰富、充满激情,流荡着一股“奇逸”之气,既继承了秦汉古典散文平易流畅、表达力强的优良传统,又创造性地吸取了魏晋六朝骈文讲究对偶排比、声韵节奏的长处,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代表作有《成皋铭》《张荆州画赞》等。如《成皋铭》,作者以峭拔挺立之笔开篇,极写成皋关乎天下治乱的险要形势。吕温将成皋人格化,说它能够“拒昏纳明,闭乱开理”。当年“刘项分险,扼喉而争”,之所以刘胜而项败,是因“德有厚薄,此山无情”。作者强调,天险固然重要,而“德厚”更重要。接着,吕温又从唐初开国的历史经验入手,叙述了成皋天险关系天下的重要性:“乘高建瓴,擒建系充。奄有天下,斯焉定功。”吕温通过对成皋这一战略要地所经历的历史风云的描述,一方面,告诫中唐统治者,必须厚德清明,否则也和项羽、窦建德、王世充那样,丧失天险,丢掉国家;另一方面,警告那些企图割据谋乱的藩镇,必须“同轨”“顺至”,不然,“此山无情”“逆者惟艰”,下场必定是悲惨的。此铭不像骈文那样追求骈偶,用词也不以华丽为工,古朴典雅、意味深长。
  《张荆州画赞并序》是一篇文情并茂、读后令人为之动容泪下的赞文。文章热烈赞颂张九龄忠贞正直、心系天下的高风亮节,紧紧围绕“否泰”变化的历史环境,于时代的转折关头凸现其“鲠亮”之品质。满怀深情地歌颂了张九龄巨大贡献:“日月之蚀,为公却明。”赞文一唱三叹,反复歌颂张九龄为国忘身、曲直分明的高尚品质,指出为臣者应以其为榜样,时刻警省自己。
  (二)政论高远。吕温擅长政论文,如《诸葛武侯庙纪》《功臣恕死议》等皆见识卓异。政论文紧密为现实政治服务,立意新颖,思想深刻,出入上下古今,纵横捭阖。
  《诸葛武侯庙记》,对于诸葛亮庙的描写不以景物描写为主,主要是写历史事件和历史评价。文中写道:“夫民无归,德以为归。抚则思,虐则忘,其思也不可使,其忘也不可使思。”认为诸葛亮没有成功,是其“使人思汉”,但是当时民心非常恨汉,“桓灵流毒,在人骨髓”。“其忘也不可使思”,所以人民不跟随他,取胜的关键应“以民为本”“顺应民心”“审时定势”。吕温结合中唐实际情况,依史展开论述,文章观点很新颖独特,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及“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
  (三)诗歌真挚。吕温的诗歌主要创作于贞元中后期和元和初,现存一百余首。诗歌题材上和风格上,内容充实和感情真挚、健康有力,具备昂扬之气和奋发精神。吕温的时代危机四伏,唐德宗晚年多疑猜忌,宠信奸臣裴延龄,斥逐曾在“建中之乱”中力挽狂斓、起过重大作用的贤相陆质,结果朝政日非,而对如此政局,吕温的感慨是很深的。以咏史怀古诗为例子,诗文别具一格,往往采用叙事、写景、议论相结合的手法,表达出深远意境,构成一种含蓄蕴藉、隽永深长的艺术力量,达到以古讽今的效果。
  《岳旧怀古》以叙事开篇,写诗人清晨从荆州乘船顺江而下,落日时就到达了巴丘。登上岳阳楼,放眼远望,景物尽收眼底。“二湖豁南浸,九派驶东流。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诗人只用二联便把洞庭、青草二湖水势豁瀚、无边无际、包含千里的巨大形象逼真地描画了出来,同时突出了岳阳楼的形胜地位。站在岳阳楼上,抚今追昔,不由感慨万端。文中“风云一消散,功业忽如浮”,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功业如水、漂浮而去。历史教训,后人岂能不引以为鉴。“今日时无事,空江满白鸥”,以对比手法,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全诗托古寄怀、叙事写景到怀古伤今,层层递进、过渡自然、感情真挚、溢于言表。
  吕温的诗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中唐诗坛上,自有其熠熠的光芒。南宋陆游在《夜读吕化光文章抛尽爱功名之句戏作》一诗中写道:“玉关西望气横秋,肯信功名不自由。却是文章差得力,至今知有吕衡州。”对吕温的诗歌深表赞许。纵观吕温一生四十年,虽其短暂,但在政治思想和文学方面留给今人丰厚的遗产。       (李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