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童年
　　我1926年1月27日出生于东平县第九区北仓村（现老湖镇后仓村）一个农（渔）民家中。我记事时，祖父已老的不能参加劳动，在我七八岁左右去世，父亲也在1937年病故，才活了42岁。父辈都没有读过书，也都不识字，世世代代在东平湖畔种地逮鱼，都是勤劳淳朴的农民。
　　由于家庭的变故，我从四五岁起，就参加农业、逮鱼、家务劳动，农村所有的重活累活几乎都干过。1934年，我九岁入本村小学读书，读了《百家姓》《三字经》《论语》等。1937年夏，由我的老师领着到二十里铺中心小学参加升学考试，考试结果为备取生第六名，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新学年去读高小。
　　可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的侵华战争，学校停止了。国民党的军队相继在东阿至东平的公路上撤退，同时地方武装势力兴起，封建迷信会道门、红枪会平地而起，四处作乱。虽然这时日本军队还没有侵占到家乡，但是却立时陷入了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地步，从此我彻底没有机会上学了。这时，又发了大水，漫进了家家户户的庭院房舍，土墙房屋坍塌殆尽。村里的人有的投亲靠友到山村，人口少的就住在自家小船上。我们全家搬到金山顶大庙后的乱石岗子上，用帆篷搭的窝棚，祖母、母亲和年幼的我们几个叔伯兄弟挤在里面，我父亲单独一人留在家中住在屋顶上。雨水大加连阴天，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很多困难与不便。窝棚漏雨、柴火潮、推磨倒碓无去处，夜里下大雨时孩子哭大人吼，乱做一团。
　　1937年秋天，患病多年的父亲病情加重，无钱医治，营养不好，仅仅42岁，就过早地去世了。我记得，他去世前两个月，还带着母亲和我兄妹三人到几十里外的汶上袁口拾秋。去的早了几天，庄稼还没成熟，带去的粮饭吃完了，父亲领着我讨了三天饭，因病虚弱，力不从心就只好回家了。
　　1938年8月17日，日本军队占领东平县城，随之向四乡扩占。老百姓日夜担心日本兵骚扰，青年妇女东躲西藏，未婚妇女快点提前送到婆家，或结婚或当童养媳。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我幼年订婚的未婚妻，由女方姨夫和我大伯商定，也选定了一个日子结婚。当时，大水还围着各家，双方家里都很贫困，无力准备什么，一把椅子就把新媳妇抬到我家拜堂成亲了。新媳妇没嫁妆，我家没布置新房，也没置办酒席。
　　结婚时我才13岁。从此我冬天在湖上捕鱼。滴水成冰的冬天，一双娇嫩的手在水中抬网，手指冻得鲜红僵直，手指手背皴裂得出血。约有一年半时间，我在东平湖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忍饥挨饿，但毕竟年龄小，卖鱼的钱无法满足一家人生活需求。
　　我家里剩的地也不多了。家里人说，我参加八路军之后，家中的日子逐渐枯竭地揭不开锅，断炊了……
到戴庙参军去
　　1940年初的一天，我大姑的儿子丢下寡母和怀孕的妻子，驾着他小两口谋生的小船参加抗日的八路军去了。表哥的出走，对大姑是晴天霹雳，也震撼了那个被水围着的一个叫三里铺的湖边小庄。
　　大姑请求我伯父将表哥找回来。于是我伯父和另一个叔伯伯父划着小船，到戴庙八路军驻地去找表哥。当时戴庙驻军人多，他们也不知道表哥编在哪个单位，只好沿大运河返回。
　　回程中，八路军的两位同志搭乘伯父的船。在船上，八路军同志给伯父讲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救国道理，还讲解了抗日民主政府对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政策。这些，打动了伯父的心，觉得成为抗日家属是件光荣的事。
　　伯父从三里铺回到家中，邀请了邻居家有青少年的家庭，商议选人去参军。最后，我伯父做主，选了包括我、伯父家的一个哥哥在内的四人去参军。
　　1940年7月5日，我们早早地吃了早饭，在庭院外上了我家的小船儿，由伯父划着，离家向西驶去。我仍清楚地记得，微微的晨风吹到只穿一身单衣的身上，带来丝丝凉意，浮在水面上的菱角开着白花，被船激起的冲击波掀得上下摇荡。
　　我们的小船穿过三十里的湖面，中午到了大运河上的大集镇戴庙。这天，正逢大集，找到八路军扩兵的同志，到一家饭店吃了一碗烩饼。我们四人和家人告别后，到了戴庙南的董家那里。这里住着八路军115师343旅兼鲁西军区供给部和训练新兵的青年队。领队的郭队长看了看我们四个，嫌我年岁小，个头矮，让我回去。我及时插嘴说，我得和我哥哥在一起，于是就留下了。
　　新兵班，发给我们枯黄色的军装，上衣到膝盖，裤子得挽起裤腿，每个班只有两支生了锈的汉阳造的湖北条子。我们轮班到村头通往戴庙的小路上盘查行人。我扛着和我几乎一样高的枪站岗时，端着枪向行人发出口令“站住”，盘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新兵训练结束了，全队100多人按身材高矮站队，将尾部个头矮、年龄小的掐开13人，其中有我，这些人被分配去后方医院。鲁西军区供给部长吴机章给我们讲话说，小鬼，你们年龄小不能到前方打鬼子，你们去后方医院看护伤员，学习当医生。我们由一位干部带领，背着背包离开了青年队。
在八路军115师后方医院的日子里
　　我们被分配到鲁西军区后方医院第一所（第18集团115师343旅后方医院第一所）。该所成立于1939年秋，由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卫生所扩编而成，干部多从山西东进而来，有红军干部所长黄一民、上士赵满良等。从东平附近参军的有父子兵，有弟兄叔侄一家数人的，多为一村数人参军，对组建该所以及承担收治伤员的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后方医院驻在戴庙西南大赵家那里，我分在看护排第二班。班长最大年龄十七八岁，看护员大多十五六岁。我在大赵家住了三五天，就转移到戴庙东边大水之中的邢家庄。
　　转移的那天下午，伤员从附近的村庄向大赵家村西打谷场上集合。伤员有用门板做担架的，有拄着拐杖一蹦一跳走来的，有用白布吊着胳膊的，有头上裹着绷带的，也有一只空袖子甩甩地走来的，许多新兵看到这种情况，不寒而栗，不忍泣下，有的吓得开了小差。
　　在大赵家那里的村北河岸上了船，顺水东去，路过戴庙时天黑了多时，下了一阵小雨。伤病号没有防雨设施，被雨淋得呼唤哀求，但是没法只好淋着，全身都湿漉漉的。
　　邢家庄离我家二十余里，我没想家，也没回家。我读过书，书本里有许多爱国的教育内容。我知道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加之日军侵占东平后惨无人道的暴行，再则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在我脑子里深深地扎下了民族仇恨的根，奠定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使我在遇到伤员的惨状，对我精神刺激时没有动摇，从此成了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
　　中秋节到来，驻地抗日政府号召老百姓慰问伤病员。有的送来了月饼、石榴、梨，有的送来活猪，也有送布鞋、毛巾、牙粉、肥皂的，这真是民拥军的情谊啊！
　　1940年，鲁西地区战斗频繁，华北战场上有彭德怀副总司令发起的百团大战，在濮范观地区讨伐叛军石友三的战斗，在梁山南旺一带有对反动会道门的斗争，每天都有数名到数十名的重伤员送到专收重伤员的我们一所来。我们所经常有重伤员100多名，而看护员只有20多名，只能负责换药治疗，给伤员喂饭、喂水、端粪端尿、洗澡擦背等护理工作都有当地百姓负责。
　　伤病员由前方送到我们后方医院，大都到化脓阶段，有的化脓相当严重。换药时，我抬腿架胳膊端脓盘，浓腥味臭的难以接受，往往是憋着气快走，没等走到事先挖好的坑里，就将脓盘甩了出去，蹲在地上呕吐起来。
　　由于条件艰苦，没有消毒水，没有洗澡条件，换衣服也不勤，一个班睡在一个通铺上，大家都生了虱子、长了疥疮，相互交叉感染，严重的只能两腿岔开走路。我参军当年冬天就得了疥疮，直到1947年才渐渐根除。
东平湖上避险
　　1940年，冬季里鲁西南平原的青纱帐已被收割，这是日寇向我根据地扫荡的季节，对后方医院来说是处于环境艰危的时期。我们在村外坟墓群挖造假坟墓和在村中挖地窖，伤员有时在里面要待四五天。
　　日寇扫荡完王坝，又要往戴庙这一带扫荡。我们采取分散隐蔽方式，转移到东平湖鹅鸭场一带的低洼贫穷地带，我带五六个伤病员住在一个村里。在这里住了四五天，只吃胡萝卜咸菜和百姓给的窝窝头。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天空繁星灿烂，明月高悬。伤员由民夫用门板拴上绳子当担架抬着在戴庙东二道坡以西，越过运河堤，踏上冰封的湖面向大金山走去。伤员由抬着变为推着前进，湖面上有渔民逮鱼形成的冰疙瘩，担架碰撞上震动使伤病员疼痛呻吟。我们小心翼翼，恐怕敌人听到射击。湖面上有许多冰缝，指导员就让我先试着跨过去，没危险后，大家再通过。
　　后来我们终于转移到土山岛上。这里离我家只有8里地，向东望去，可以看到我家的位置。好心的房东得知我是北仓人时，借去二十铺赶集的机会告诉了我家人。伯父和母亲经常来看我，叫我回家看看祖母和妻子，但部队随时可能转移，我婉言谢绝了。1941年开河后，我们撤离了土山岛。冬季，因日寇纠集东平、汶上、郓城、聊城、东阿的日伪军，向戴庙扑来，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战斗了两三年的东平湖西根据地。
　　这里的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日热情高，热爱党，热爱八路军，无私地支援八路军。那个时候，我们收治的伤病员往往住在农民家里，由农民担任护理，日寇扫荡时掩护我们，还有对八路军的供给、慰劳，大大地保障和鼓舞了部队的战斗力，东平湖畔的人民群众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德民根据郑忠民回忆文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