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腊月门儿
  俗语说,进了腊月门,转眼就是年。
  确实,忙活了一老年,又熬过了寒冷的冬季,终于进入了农历的腊月。“春打六九头”,自打进入数九的日子,大人们就开始每九天一掐算,到了五九、六九交替的日子,就开始打春了。
  春节,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来了。           
  进入腊月,天气依然冷飕飕的,但白天逐渐拉长,太阳也从此变得暖和起来。腊月门,就好像买了门票进入大戏院的门口,一切都为一场大戏的上演准备开来了。
  村内的大街上,男人们相互间开始打听周遭各个集市上的价格高低来了。那时网络不发达,信息不透明,不同的集市上的粮食价格会稍有不同。信息搜集全后,男人们回到家里盘算一下来回的路程,若是合适,就对屋里的女人说:“准备好点粮食,我赶集去!”在那个年月,粮食缸里其实没多少粮食,都是平时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就是就是留着过年卖点钱,好准备过年的东西。女人们嘴里“好,好”地答应着,开始从粮食缸里舀出粮食,用簸箕扬上几遍,以图卖个好价钱。
  我的家乡地处半山半洼,这时家里最多的就是地瓜干了。男人们出门要去卖的大多是在坡地的地堰上、小地块种的绿豆、黑豆、芝麻、小米等。为何不卖地瓜干呢?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就不是稀罕物了。我在学《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每学到“以物换物”这种交易方式,就想到小时候地瓜干的用途来了。在冬季,地瓜干就是我们那里的“第二货币”,可以换酒、换粉条、换豆腐、换青菜。那时卖粮食不叫卖,而是叫“粜”,反过来,买粮食叫“籴”。家里粮食不够吃的了,就说去籴点粮食。
  男人们赶集回来了,将几张皱皱巴巴的毛票,抚平捋好,蘸着唾沫清点清点,交到女人手里。女人小心翼翼地卷到一个手绢里,藏了起来。
  男人干的事完了,又轮到女人开始忙活了。在上世纪60、70年代,人们还处于半自足状态。一进腊月,有的开始快点织布,好给家里人过年时添件新衣服,有的开始点灯熬油,一夜不宿,给家里人做出几双新布鞋来。
  那时的冬季,煎饼是家家户户的主食。摊煎饼这活,一个人干不了,找几个人合作最好。这时,女人们会借出去串门的机会,问清几号摊煎饼,然后商定好自家的日子,大家伙一起去按顺序到各家帮忙。我们那里说是摊煎饼,实际得说是“滚”。提前找个大盆子,将地瓜面倒进去,用水搅拌均匀后,泡出红色的水来,过滤掉,再把盆里的面团成粗圆柱状,接着拿到烧热的鏊子上,从四周转着圆圈往里滚,滚到圆心处,煎饼冒着热气,刹那间就成型了。这个活实际是个累活,一是滚煎饼时得将身体的躯干低头前伸,时间久了,往往累得直不起腰来。二是个技术活。尤其打下手烧火的,必须将灶膛里的火候把握好,过热了,面团还没滚完,就糊了,皮焦里不熟,若不热,面团不往鏊子上贴,煎饼就成了七窍八孔透明的了。有的小孩也被大人吆喝着去帮忙拉风箱添火烧锅,烧着烧着,不是过热就是过凉了,不大会就被大人赶跑了,“该干么干么去吧!”
  “过了腊八就是年”到了腊月初八,年节大戏进入正剧阶段。“腊七腊八,冻死叫花”,腊八时的外边,往往寒风凛冽,手脚不可屈伸,喝上碗腊八粥,会浑身觉得暖和与熨帖。
  小时候,吃饭还是个大问题,我记忆中的“腊八粥”,顶多就是喝顿小米粥而已,可那也是奢侈级的享受,我知道只有孕妇才能额外地喝上小米粥。早晨放学回家,喝上碗小米粥,就着疙瘩咸菜吃个煎饼,一天肚子里都暖暖地,有种幸福感就是叫心里的满足。
  腊八腌腊八蒜是我们当地的传统。晚上,大人们会拿出一大辫蒜来,拽下上边的蒜头,让我们兄妹几人拔蒜皮。为何称“一辫”?我们当地从地里刨完蒜后,不去根苗,就像大姑娘辫辫子,带着蒜头串在一起,挂在墙头上。吃的时候,就拽下一头。那时集市上卖蒜不按斤,就按“辫”卖。白白的蒜瓣放到醋里,几天的功夫就由白转绿,如一个肤如凝脂的美少女变成了形容憔悴的老太婆,屋里渐渐地飘荡起蒜与醋的混合味道。
  我小时候,还没机械化的粮食粉碎机,都是用人力的石磨、石碾碾轧粮食。村里每条街上都有一盘石碾,不少家里安有石磨。粗粮食用碾,细粮食用磨。每到夜晚,大街上热闹得很,每盘石碾的四周都站满了人,一边说笑着拉呱,一边挨号等着。小孩子们也在碾的四周打闹着。有的小孩调皮地在大人看不见的时候,把手伸到碾盘上,被碾轧到了,嗷嗷直叫,每年到年根都有这样的事发生。后人在不断重复前人的故事,就像好抄袭作文的学生,相似的情节叙说着同样的事儿,“后人哀之而不鉴之”是也!
  推碾与推磨是个力气活,但推碾还比推磨相对轻松些。碾磙子在碾盘上能产生惯性,而石磨是有上下两扇、中间有齿的石盘,所以有摩擦阻力,推起来特别费劲。小时候,每到春节前磨面的时候,大人总会通知家里的壮劳力,晚上不要出去玩了,准备攒好力气推磨磨面。我记得有一年的春节前,我放假在姥娘家,磨面时,几个表哥轮流上阵,大冷天都脱掉了棉袄,头上冒着热气,我都睡一觉了,他们还在热火朝天地干着。
  年前最忙的是杀猪匠了。他们各家各户侦察,看看谁家的猪可以卖了。当然也会被许多想卖猪的人家,请到猪圈前,给自家的猪估个价。年前卖猪,是许多家庭过年时的主要收入来源。
  “进了腊月,天天都是好日子。”腊月前结婚,还得选个吉利日子,而在腊月里则哪天都可以选择结婚。我老家的风俗是天不明就得送新媳妇进家门,所以在睡梦中就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我小时还是集体经济时期,这时生产队的大马车成了送新娘的工具。大多数的生产队长也通人情,生产上的事再忙也会给送姑娘出嫁的人家让路。大马车被苇席扎成一个有顶的蓬来,在赶车人的鞭声里,在仍然漆黑的黎明前夕,车轮滚过坑坑洼洼的街道,将村里的大姑娘送到不同的外村里,也有不同外村的大姑娘被大马车拉进我的村内,外嫁的成了外村人,娶进来的成了我村里的人,好戏年年上演,才有了老家那个村庄的生生不息。
  娶新媳妇的鞭炮声,是春节前村庄上空鞭炮最早的炸响。每逢此时,我走在大街上,往往会猛吸几口随风吹来的硝烟味道,心里盼着年的到来。
  “新年到,新年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要个大毡帽!”小时候,每到春节,总会听到大人给小孩子教唱这个歌谣。姑娘的“花”,非自然之花,是用彩纸做成鲜花样,外涂一层蜡,鲜艳得很。小男孩的“炮”,指的就是鞭炮,我们当地称为“爆仗”。
  农历的腊月二十三,也称小年。小年大如年,这天就像春节大戏上演前的带妆彩排。大人一大早,总是让小孩少说话,说是灶王爷爷这天要上天给老天爷爷汇报人间事去,“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灶王爷爷实际就是灶房的墙上贴的一张木板年画,他旁边还有个灶王奶奶。我有时好奇地瞎寻思,老天爷爷上天是否带着灶王奶奶一起去呢?
  从小年往后,人们每天都有固定的日程安排,没有清闲下来的功夫。几号扫屋子,几号蒸馒头,约定俗成,好几辈子都如此。
  我的村里有个集市,过了腊月二十三,各种年货开始集中上市,人们的交易多了起来,整个集市上的人,挤满了街道,真的是人山人海,嗡声震天,人们称年前这几个集为“花花集”。每到“花花集”,大人们会给小孩几块或者几毛钱,让到集市上买点自己喜爱的东西。我的理想追求就是到卖连环画册的小摊上买本画本看。
  出了家门,我就开始从集市的东头往人群里挤。最先见到的是一个靠南墙根卖老鼠药的。只见那人目不斜视地,嘴里念念有词地喊着:“老鼠药,药老鼠,不药老鼠不要钱!”地上的一块白布上,放着几个死老鼠和老鼠尾巴,还放着几瓶老鼠药。我看了一眼就瘆得慌,浑身起鸡皮疙瘩,赶紧挪开。
  再往西,就是卖猪肉的肉架子,旁边围了许多人,大都瞪直了眼睛,挑选自己相中的部位。肉架子西边,是卖调料的,年底的集市上专磨五香面卖。他们用一个小石磨,现磨现卖,一个人边卖边唱,“五香面,调馅子,比那香油还香一半子!”远处,几家卖白皮鞭炮的,站得高高地,举着一根长竹竿子,一挂又一挂地对着放着鞭炮,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货好,“砰砰”的声音震得人心脏都往外蹦。几个卖山楂串的,扛着个高高的稻草扎的垛子,上边插满红突突的山楂串,我每看一眼,嘴里就禁不住冒酸水。
  卖连环画的在村供销社门市部的西边,也卖春联、年画及各种书籍,这里是集市里最有色彩感的地方。我一到了这里,瞬间亢奋起来,看到各色各样的连环画,简直是眼花缭乱了,不知道买哪本好,只恨手里的钱太少。但既然来了,总得买一本回去,有画本陪伴的春节才觉得没白过!
  往往进了腊月二十八后,人们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不再是“吃了吗?”而是“年货办好了吗?”自打一进腊月门,男女老少就开始为了“年”而忙活,终于到了大年三十,这是一个年头里最后的一天了。
  村里每家的门上贴上了红红的对联,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将村庄的空气膨胀,好像一场中型的战斗打响,白色的硝烟夹杂着特有的味道弥漫了角角落落。
  从大年三十的下午开始,家里的大人就都开始煮肉、炸年货了,这是专门为年后招待客人准备的。我记得,每当大人在忙活这些的时候,我总是站在灶台前,在满怀期待中等着肉煮熟了,啃几根骨头上的肉,然后用肉汤泡个煎饼吃,带着满足与幸福,睡觉去了。而大人们还得包下够大年初一整天吃的水饺。按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能干活的,所以他们睡得很晚。
  过了除夕的夜,又一个年重新开始了。大年初一早上,我打开家门,一种充满欢快喜庆的气氛扑面而来,“春风她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刘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