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张德良，1932年生人，1946年7月参军入伍，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屈指算来，母亲已是一位有着近72年党龄的老党员啦！
　　鲐背之年喜迎党的百年华诞，不啻是双喜同临。跨进牛年，雨雪飘洒，天清气朗，母亲的心情也格外开朗。说起我们的党，说起当年入党的那些事，说起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生死战友，母亲总会因激动而略显语气急促，不再清澈的双眼充盈着晶莹的泪水。
　　把记忆的尺度标注在1949年中期，地点：上海。
　　1949年4至6月期间，母亲随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后，就从江苏的昆山一带南下，参加了解放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部队就作为解放台湾的战略预备队奉命驻扎在上海近郊的江湾、大场、五角场一带，当然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母亲这个层面的人是不可能知情的。母亲所在的军卫生部护理一所（所长叫王陆民，教导员叫王水登。文中母亲战友名字均为读音，下同）的住处就是江湾一座孤零零的二层楼房。当时应该是战事刚停的缘故，住处的周遭遍布瓦砾，几乎没有人居住，满目荒芜。在住处不远的西北方向有一处火车站，乘坐火车来回市区比较方便，再往西的大场有一处飞机场，母亲曾在那里乘坐缴获的国民党的飞机，在上海的上空转了几圈。护理一所共有8个护理班，4个男班、4个女班，每个班十几个人不等。当时护理所的办公场所及领导人员住在二楼，护理班的人员全部住在一楼，母亲属护理三班，班长叫刘欣。
　　1949年8月的一天，同一个班的战友李玉珍大姐（临沂地区人，党员）找到母亲，说道：小张啊，你当兵也有好几年了，组织上看你革命的意志很坚定，工作积极表现不错，也很能团结同志，各方面表现都挺优秀，你的年龄也够党员标准了，支部决定吸收你加入党组织，想听听你的意见和要求。闻言母亲非常高兴也很激动，其实入伍几年来部队党组织在艰苦斗争中的引领作用，党员在各项工作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母亲耳闻目染深受教育，加入党组织的渴望和信念也是从无到有一步步累积成长起来的……
　　1946年7月，尚不满14周岁的母亲从地处沂蒙山腹地的沂南县珠宝庄村毅然出走，参加了隶属山东军区所辖鲁中军区的“山东解放军”部队，在后勤部门担任卫生护理员，解放战争时期这支号称“沂蒙雄狮”的英雄部队先后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二十六军，王建安、张仁初分别担任司令员和军长。参军不久母亲就感受到了党组织在部队的巨大影响。当时尽管战斗频繁条件艰苦，但从红军时期就有的“支部建在连上”党的优良传统又有了更大的加强：各个排、班都有党小组，党员率先垂范经常不断地对身边的同志进行思想教育；母亲年小体弱，行军途中总有党员同志帮着背行李，照顾着不要掉队；战斗中党员带头冲锋，英勇不怕死；负伤后清理伤口，往往也是党员同志咬着牙尽量不吭声，不愿意给护理治疗人员造成心理负担。参军后不久，母亲就知道了当时党和部队的目标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当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长江以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母亲又听到各级党组织要求部队官兵要克服松懈满足情绪，坚决粉碎蒋家王朝“隔江分治”的美梦，提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动员令。于是就有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南的军事行动。母亲从她的亲身感触中深深认识到：党员同志都是好样的，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母亲当时很爽快地给李玉珍说：行！我同意加入党组织，入党后我一定听党的话，积极为党工作。随后李玉珍就拿出了一张类似于《党员登记表》的表格，填写了有关内容，母亲签字按了手印。履行完这些程序后，李玉珍对母亲说：这样就行了，我给支部汇报，你等信吧。过了几天，李玉珍又找到母亲说：小张，行啦，支部（不是党员大会）通过了。因为你的家庭成分是中农，预备期三个月，要是成分高的就要半年。多年之后母亲才知道，当年部队上说的这个成分和后来家乡土改时确定的成分不是一回事，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呢。
　　当年去部队参军，不论是集体去的还是自己主动找去的，都要在入伍时进行登记。这项工作一般都由连队的文书进行，那时连队上识字的人不多，文书就是大多数基层部队里的“文化人”。登记的时候文书就会挨个地问：家里几口人、几间房、几亩地，是否雇有短工或长工？被询问者回答之后，文书就会说：好，行啦，你的成分是某某农。接着就给你写在登记表上了，从此在部队上你就是这个成分了。这种情况如若放在现在，或许怎么看都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事实就是如此。在问完母亲的情况后，文书直接给下了定论：中农。这样母亲在入党的时候就适用了三个月的预备期。
　　大约在当年的11月份，母亲所在的党小组举行会议，由党小组负责人尹传银主持，介绍人是李玉珍和李秉英（第二介绍人和母亲不在一个班），第一介绍人李玉珍在会上介绍了母亲的情况，全体与会党员一致通过。尹传银宣布道：张德良同志的三个月预备期已满，今天大家一致同意张德良同志转为正式党员。
　　从此母亲就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了部队在上海期间的各种活动。一是分期分批地组织医护人员到部队或地方的卫校学习培训，提高业务技能。二是没有参加培训的同志就在营地组织各种层次的学习班，提高文化和理论水平。因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甚至部分战士的学习是从诵读“火车、火车跑得欢，咕嘟、咕嘟冒黑烟”等启蒙类童谣开始起步的。当时毕竟没有了战事，部队的管理也是劳逸结合，每周在营地待五天，严禁外出，周六周日休息，实行外出报告备案制度，限定外出时间、路线，且必须两个人以上，以确保安全。就这样母亲在上海待了大约一年另五个月，不仅留下了不少年轻时穿着军装和战友们的合影照片，也在上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直至1950年10月中下旬左右开赴朝鲜参加震惊中外的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些事，真切地考验到了母亲的党性是否坚定。当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横扫韩军如卷席，时间不长战线就直逼半岛南端的釜山、济州岛等地。9月所谓“联合国军”仁川登陆，抄了人民军的后路，战场态势急剧逆转。这时“我们是否应该出兵帮助朝鲜同志”的议论传言就在部队里悄悄传开。这种情况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的思想就产生了动摇。当时一个和母亲一块出来当兵的同村老乡（她当时已谈成了一个对象）就偷偷地找到母亲，劝道：妹妹，你看全国都快解放了，再当兵也没啥意思了，咱一块回家吧。母亲很痛快地对她说：“这哪行啊？部队没让咱走，咱要是偷偷地跑了，那不就成了逃兵了吗，我不走！”
　　最终，母亲没走。留在了部队。后来随部队先后坐平板火车、闷罐车、绿皮火车，从上海一路紧急北上，沿路几经动员，匆匆换装，并于1950年11月9号从辽东省辑安市（现为吉林省集安市）出国赴朝参战，1952年6月份整建制撤回国内休整，1954年7月转业至东平县卫生院工作，结束了终生难忘的8年左右的军旅生涯。
　　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温回顾这些老共产党员心路历程的时候，就不难发现，正是秉持着“我既然入了党，就不能掉队，就要一辈子跟党走”的一颗赤诚衷心，支撑着她（他）们挺过最初的艰辛，走过以后的坎坷道路而至今初心不改，永葆对党的忠诚！
　　她（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坚强脊梁和宝贵财富！
　　向老一辈包括母亲在内的共产党员学习、致敬！
　　　　　　　　　　　　　　　　　　　（周长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