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读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等先生《元曲三家考实》一文，收益颇丰。其中的两家出自东平，一是阎仲章学士，即出身东平府学“进士”，长期供职集贤、翰林两院学士阎复；一是张子益，即出身东平府掾吏，后累官至兵、刑部尚书，卒后赠参知政事的张昉。袁先生对其二人考究中，涉到东平另一名人徐琰。徐琰（约公元1220一公元1301），字子方，东平人，为文坛领袖元好问预选“进士”四人之一。徐琰少有文才，师从元好问，肄业于东平府学。元世祖至元初受人推荐入朝，任职太常寺，后出为陕西行省郎中。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为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迁江南浙西肃政廉访使，期间他在杭州的“宋太学故址建书院”，取名西湖书院。徐琰以文学才能，为东南士人敬重。元代浙西包括七路，杭州是其中的一路，是元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文人、书画家聚集之地。元代后期著名诗人王逢，将这一区域的官员、文人、画家的活动大都记录在他的《梧溪集》中。这本书里所涉及的浙西人物，有许多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可惜被《元史》忽略不记，所幸运的是王逢书中记载了他们的故事。如本文所述徐琰与黄公望，即是其中故事之一。
　　黄公望，字子久，杭州人。为元绘画四大家之一，因官场一时失意，筑庐于筲箕泉旁，命名为“大痴庵”，自号“大痴”。其代表作《富春山居图》享誉海峡两岸，是国宝中的国宝。就是这个黄大痴于“至元中，浙西廉访使徐琰辟为书吏。”（《万历杭州府志》）
　　故事从头说起，元朝忽必烈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春季，杭州府下属的琴川县衙大门外张贴出荐贤榜，这是元代废除科举制后，普通士人入仕的唯一之路，因此引起社会各界的格外重视。经过一些有名望的贤者推荐，二十五岁的黄公望成为最佳人选。主持廉访司衙门的徐琰，看到黄公望被推荐的简历和事迹，认为是个好苗子，于是召见了黄公望。年轻的黄公望本是科举之才，谈吐之间流露出其渊博学识，并且还有一股天生的艺术气质，精干沉稳，超凡脱俗，正好是徐琰所期待的人才。随即认定他为所属书吏。黄公望也知道徐琰乃元好问的学生，是北方重镇“东平四杰”之一。徐琰为人大度宽厚，得到读书人和官场士人敬重，代表了元朝士族官员的形象。因此黄公望把徐琰视为难得的师长，所以工作中兢兢业业，文书案牍处理得十分恰当。在这期间，黄公望结识了另一个青年才俊，他便是倪昭奎。此人是徐琰幕僚，大画家倪瓒的兄长。因此黄公望与倪昭奎很快成为知已，工作之余，亦是形影不离，二人都是才子，吟诗唱答，意气相投。就在黄公望认识倪昭奎不久，发生了一件改变徐琰与黄公望关系的事件。原来倪昭奎家境殷实富足，他在徐琰慕府为僚只是想熟悉一下官场，得到一些历练而已，其思想倾向是信奉道教。当时的杭州有十大道观，而且倪昭奎早就与全真道院主关系密切。有一天，倪昭奎终于脱下官服，毅然决然进入了道观，当起道教徒。这件事对徐琰是一种刺激，对黄公望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他与倪昭奎不仅是同事，而且是情投意合的朋友。虽说倪昭奎成为了道士，黄公望和好友诗人杨载一有空闲，便相聚一处吹笛赋诗，宴饮酬唱。一次他们一起住在玉阳观，与无尘真人谈天说地，很是投缘。无尘真人叫人拿来三件新道袍，每人赐予一件，于是三人各自穿了，又是一番诗酒作画。不知不觉已是天亮。黄公望急忙奔向廉政司衙门，还没来得及换下道袍，便被上司徐琰撞见。徐琰一脸怒色，自然是把黄公望狠批了一顿，其他同僚见状亦都耻笑一番。黄公望哪里经得起这般羞辱，他索性走进自已房内，提笔给徐琰写了一份辞职信，然后收拾行李，大步离开了官府。
　　徐琰对黄公望的离去，也是有些悔意，一直放心不下。每当想起黄公望人才难得时心中难免隐隐作痛；他对这个年轻人是寄予厚望的，因为他们二人骨子里都是相互爱慕的人才，灵魂深处是相通相知的。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夏，朝廷任命徐琰为京城翰林学士承旨，即将离职杭州前，徐琰唯一牵挂的人就是黄公望。于是他便专门请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闾，把黄公望一事托付于他。张闾亦也十分赏识黄公望的才学及能力，加之徐琰的郑重相托，便爽快答应下来。
　　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春季，张闾寻得了一次用人机会，便召见了黄公望，再次任其为书吏，并修信函千里知会徐琰。此时的徐琰已重病卧床不起，当得知黄公望重新招聘为书吏，自然十分欣慰。此后不久，徐琰便长辞人世，享年八十一岁。
　　真是岁月蹉跎，直到十年后的至大四年（公元1311），在一次宴席上，张闾忽然表达起他和徐琰的友谊，以及徐琰拜托他关照黄公望之事。在座的人都为徐琰的辞世唏嘘不已。黄公望至此才恍然大悟，真正关爱他、怜惜他。重视他的恩人是徐琰。想到此不禁失声痛哭，泪沾衣襟。
　　再后来，黄公望已是名满天下的画坛巨匠，他感念徐琰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便独自一人，背着行装画囊，不辞千里，来到山东东平，在徐琰墓前把酒相酹，致祭再三。临行前把自己精心绘制的山水画，赠送于徐琰后人，以此表达自己对徐琰山高水长般的情谊。　　　　　　(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