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祖父的敬仰，从记事时就开始了。祖父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那个苦难年代，他舍生忘死、艰苦抗争，舍小家、为大家，积极献身于全国解放和党的建设事业。虽然他已经离开34年了，但在心灵深处，祖父早已成为我前进路上的航标，引领我在事业发展中不断前进。
　　我的祖父出生于1916年。1938年，22岁的祖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建立焦村第一届党支部后，祖父任书记，主持党支部和红色政权工作。
　　1940年红五月借粮运动开始，祖父利用伪驻驾村乡副乡长这一身份，打入敌伪心脏，把绝大部分粮款摊派给地主富农。这在当时有一个说法叫“里一半外一半”，意思是说地主富农占一半，贫困农民占一半，这样贫困农民负担减少了。老百姓都说，“亏了让树兰当村长，如果树兰不当村长，我们这些贫困农民早就饿死了。”同时，他还积极掩护中共地下党员、革命干部，传送情报，进行抗捐斗争，为共产党、八路军筹集给养弹药，领导群众“挖路”“拆桥”，破坏敌人的交通。
　　1941年，祖父配合县武工队，里应外合，一举攻打了东平县宿城日伪镇公所，打死打伤多名日伪军，镇压并枪毙了汉奸伪镇长焦元绅。此事件在当时影响很大，激发了东平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身份暴露后，祖父就一直参加县武装斗争，任三区区长。焦村群众基础好、民风好，是东平县最早的革命老区之一。在祖父的影响下，村民们爱国热情高涨，多次掩护县委、县武工队在我家和村里办公，开展斗争。
　　祖父在他十几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动员青壮年参军入伍，引领一批又一批先进分子投入到党和国家的解放事业。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全村建国前入党入伍人数达六七十人，仅在焦村只有200余人的郑家街，就有郑姓20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东平县南下干部队伍中就有焦村的郑玉汉、郑树兰、张映臣和李瑞林（女）4名党员参加。
　　在那白色恐怖、血腥的年代，焦村村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解放斗争，多次遭到日伪军、国民党、还乡团的围剿和搜捕，全村村民多次落荒逃难、东躲西藏，在兵慌马乱中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但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与祖父一起的党员亲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用实际行动一次又一次践行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特别是在1947年的一次围剿中，国民党、还乡团趁夜里包围了全村，一次就抓捕了一百多人。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有8名党员干部和民兵惨遭杀害。我的长辈—党员郑代元、郑玉清两亲兄弟在被抓捕当天就惨遭杀害；我的堂大伯—村农会主任郑因雨在当晚逃跑中不慎跌落到庄稼地里的土井中，几天后才被发现救出，由于饥饿，加上水泡得时间过长，从此一病不起，建国前夕就病逝了；我家从我老奶奶、我祖母到几个堂祖母、堂大娘十几口人，都被抓到了村大庙内。身为共产党员的祖母和堂大娘被吊到大树上痛打了两天两夜，全身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宁死不说祖父和县委去了哪里，宁死不说村里的其他革命人员半点信息；我的姑姑、叔叔还有堂哥，当时只有三四岁，被还乡团抱起就往井里投，最后在好心人的劝说下才被解救出来。
　　1949年2月，祖父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报名参加东平县南下干部队伍，至此离开家乡，奔赴党和国家建设需要的地方。在那个缺少公共交通工具的年代，祖父和其他72名南下干部一起步行百余公里，终于在宁阳县刘家村乘坐拉煤的火车到达江苏长江边。又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祖父于1949年5月底才成功抵达浙江省淳安县，任县建设科科长、区委书记。
　　1950年初，因新中国建设的需要，祖父作为老革命同志，被选调二次南下到福建龙岩地区，先后任上抗县、连城县县长、县委书记。他工作夜以继日，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他不讲究吃穿，生活比一般党员、比很多工人都要清苦，但是对群众处处关心。所在单位和当地的老干部非常佩服他的革命精神、严谨态度，送给他“牛克思”的称号。在这里，祖父度完余生。
　　祖父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留下的精神财富，犹如一盏明灯一样照亮我们这些后生前行的道路。我的祖母在世时经常说起解放前的事情，非常痛恨日本鬼子、国民党、还乡团，教育我们不要忘本，不要忘记过去。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我们要不断回望先辈们走过的路，回望先辈们在血与火中的付出。我们的先辈们为了革命胜利，为了民族未来，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奋发图强。他们的这种精神和信念，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传承和弘扬。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正是有了先辈们前赴后继、不忘初心，才有了如今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幸福；也正是有了先辈们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中华民族才能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学习党的光荣历史，就要从中汲取信仰力量，获取精神动力，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立足新时代，结合新任务，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主动作为、奋发有为、担当善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郑善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