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年高考结束，正是我在家等录取通知的日子。因为闲着没事，三叔就对我说：“你跟着我去南阳湖驮干泥鳅吧，顺便也能挣点学费。”
　　我想：对啊，这样既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又可以到外面云见识见识。于是，我就跟去了。
　　和三叔一块前往的还有西村一个名叫李树军的人，是他的朋友，我也称他叔。因为我是高中生，他们两人就推举我负责管理本次外出的账目，并且三叔发还给了一个小本子，叫我把各种花销都记录在上面。
　　在这之前，三叔曾经跟着前梁村的人去过南阳湖驮干泥鳅。他们用的都是大轮自行车，一车能驮三麻袋，总重量在200斤上下，左右两边各一袋，中间后座上再放一袋。
　　那个年代，在我们当地有很多养殖水貂的，用干泥鳅作为饲料，价格便宜、还比鲜鱼容易存放。在当时，每市斤干泥鳅大概能卖到一块钱。正因如此，就有不少人到南阳湖驮干泥鳅，可以从中挣取四、五毛钱的差价。
　　南阳湖位于微山湖的最北端，是“四大湖”之一，都隶属于济宁市，距离我们老家大概100多公里。
　　那天早上7点，趁着凉快，我们就出发了。走的是老湖——州城——沙河站——汶上——济宁线路。到中午12点多的时候，我们已经穿过了济宁市区。三叔说，再往南大约还有40公里就到了。
　　那是我的第一次远行。况且还是骑着自行车，感觉有些累，肚子也饿了，我们就在南去的大堤上找了个小餐馆准备吃午饭。
　　记得那天喝的是“湖鱼汤”。虽然现在记不清当时“湖鱼汤”中“湖鱼”，是不是现在所说的“泥猴儿”还是“餐条儿”了。但是，其中的菜我是记住了，用的是大头菜，即卷心菜。
　　为什么我会把它记得如此清楚？原因在于那会儿我们当地还没有流行起吃卷心菜。用它做过的菜汤，我更是没有喝过。南阳湖之行，让我记下了“卷心菜”的名字，它还可以用来做菜汤，而且味道也不错。虽说东平县与济宁市相隔不算远，却有饮食习惯上的不同。正如俗语道：“十里不同俗，五里改规矩”。
　　那顿午饭一共花2.7元。鱼汤每碗5毛，馒头一个2毛，我付了账，把这第一笔钱的花销，记在了小账本上。
　　我们吃了饭，恢复了体力，又继续前行。为了防止我走散，三叔就让我骑在中间，他带头在前，李叔断后。
　　接下来的行程还是一直向南走，几乎全是土路，也更窄了。有很长一段都是在大堤上骑行的。路面倒是比较平坦，自行车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颠簸。只是走过之后带起一团团尘土，弥散在空中，到处飞扬。
　　下午3点，我们来到了南阳湖边的一个鱼村里。因为三叔他们之前来过，渔民见到我们就知道“收干泥鳅”的又来了。进了村子，就有人给打招呼，三叔也一一问候他们。
　　在三叔的带领下，我们去了一户渔家，那是他以往落脚的地方。我们带的麻袋、杆秤等东西就先存放在那儿。另外如果当天我们回不去，晚上还要在那住宿。当然，这些都需要给房屋主人酬劳的。
　　第二天，我就跟着三叔去挨家挨户收买干泥鳅。
　　当时天气炎热，为了能尽快把干泥鳅收足，好早点赶回家，我们连水都顾不上喝了，中午饭也没吃。三叔就安排我去村边的瓜地，买来了几个大甜瓜，这样又解渴，又打饿。啃着熟透的甜瓜，他们一个劲地夸奖：“你买的这瓜，煞甜，好吃。”我听着心里乐滋滋的。
　　那天当济宁市里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了市区的大道。再有几个钟头，就可以到家了。
　　当时的大路上，没有那么多的车辆，夜行的人也少。光着膀子骑车，凉风习习。三叔他俩都是驮了满载，我驮了两个不满的麻袋。三叔知道我光上学了，没出过力，就让我少驮了一些。其实，这些也让我感到很沉重了。
　　不过老想着快快回家，累也不在意了。
　　晚上10点多，到家了。
　　第二天，我们就把驮来的泥鳅卖给村上的一家养貂场，他给的价格是每斤1.05元，远远高于其它养貂场的0.86元。本次生意除去各种花销，一共挣了二百多块钱，三叔他们每人100元，我分到了80元。那是我的第一次远行，同时还换来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特别高兴。
　　尽管那次骑车远行，车鞍子把屁股都磨破了。可是，在我看来，是一次难得的锻炼，很有价值。
　　后来，三叔决定不亲自去南阳湖驮干泥鳅了，就在本地坐收，然后再转手卖给那家养貂场。很快我们以8毛多的价格收了1000多斤。正当大家高兴，不用再跑远就能挣二三百元时，意想不到的结果却出现了。
　　当我们用地排车把收来的干泥鳅拉到那家养貂场时，场主却告诉我们：干泥鳅降价了，每斤也只有8毛6分钱。听后我们傻眼了。弄不好，要赔钱了。
　　原来那家养貂场已经打听到其它养貂场的收购价格，把自己的价降了一些，让卖家每斤失去了1毛9分钱的利润。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们以每斤9毛钱卖了。这次买卖，一算账，勉强弄了个不挣不赔，只是白白搭上了两天的功夫。这件事也让三叔感到懊悔。
　　后来，听说南阳湖一带的干泥鳅价格也上涨了，每斤达到8毛左右，如果驮回来，几乎就没有赢利了。因此，那种买卖也不能再继续下去。
　　就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随后上了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因为工作繁忙，也不能经常回老家。而那时三叔常年在外打工，我们联系的也很少。只是每年春节时，才能见上一面。
　　2020年11月11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我突然得知三叔去世的消息。这让我感到意外，也难以置信。毕竟他才67岁，还根本算不上大年纪。
　　我知道，三叔一向节俭。听说他一人在外打工，生活方面能凑合则凑合，饥饱不均、冷热难控。就这样日积月累，可能身体就闹出了毛病。
　　现在想想我与三叔相处的日子，大多还停留在工作之前的那些时光：过年时，他给的压岁钱和鞭炮；父母下地，他的看护和做的菜汤；在济南拉车，他带回的面包和香蕉；我饲养小兔，他给制作的兔笼……
　　如今，所有的这些，都成了我永远的回忆，让我难忘。
　　　　　　　　　　　　　（韩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