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诗的国度，尤其在唐代，古典诗歌达到全盛时期。三百年间，涌现出许多优秀诗人与杰出诗歌作品。清康熙年间由彭定求、忱之曾等人所编《全唐诗》，辑入凡二千二百多位诗人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集900余卷。唐代诗歌数量之多、题材之广，由此可见。唐代诗歌的风格也灿若繁星，真正是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唐诗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唐代诗歌最具成就者之一当推杜甫。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曾任工部元外郎，因此人称杜工部、杜拾遗。杜甫其诗被称为“史诗”，他也被称为“诗圣”。
　　杜甫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的遭遇却极为悲惨。他不仅自己潦倒终生，而且连他的诗篇在他生前和死后的四十年间，也没有受到当世文坛应有的重视。直到元和八年（公元813），元稹为其著《工部元外郎杜君墓系铭》时，才对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给予公允极高的评价，正确地指出杜甫一方面继承了我国诗歌从《诗经》《乐府》以来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吸取了南朝诗人的艺术技巧，在转益多师、熔铸古今的基础上，终于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空前的伟大诗人。
　　经过元稹和他的好友白居易等人对杜甫诗歌的不断提倡、推崇及在创作技巧上的师法，杜诗的卓越成就才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为世人所公认。
　　杜诗之所以为人推崇赞赏，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杜诗的“沉郁”之美。“沉郁”是杜甫诗风格的具体集中体现。所谓“沉郁”之美也就是诗歌的“淡雅、清丽”之美。
　　“沉郁”风格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体现了杜甫诗中所具有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仁”。
　　儒家的“仁”是一种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同情与关爱，即孔子所说的“泛爱众”与“爱人”。这种人类之间的同情与关爱之情，无不渗透在杜诗之中，凝结为一种独特的美，这就是“沉郁”美。这种沉郁，其特色就是对于人间疾苦的深切体验和同情。这是杜甫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动乱、人民苦难结合在一起，从而引发的体验和感受。他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以及“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都是这方面的典型。如《兵车行》一开头就描写战争使老百姓妻离子散的凄惨情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作者在诗中对无数士兵在战争中丧失生命发出悲叹，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进行血和泪的控诉。《新婚别》是写“暮婚晨告别”的一对一夜夫妻，《垂老别》是写老翁被征去打仗与老妻惜别，《无家别》是写还乡后无家可归重又被征去打仗的士兵。《新安吏》中的诗句：“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有母送”描述出母子生离死别之恨，“独伶俜”则又写出“茫茫无告的悲哀”，水流呜咽和人们的哭声搅成一片。这种“沉郁”“忧伤”就来自诗人对人间疾苦的深厚同情。又如《新婚别》中的诗句“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大小必双翔”“与君永相望”都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这都是杜甫关爱人间疾苦的真挚之情的体现。
　　杜甫诗的“沉郁”，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对人世沧桑的深切体验而引发的一种人生的悲凉和历史的苍茫。《蜀相》中写诸葛亮“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诗就弥漫着一种人生和历史的悲凉，是那样的悲壮，是那样的深沉。再如，写王昭君的《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下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更是具有那种人生和历史的苍凉。孤女独去，前程无奈，回望故都，渐去渐远，亲人与旧友能否再见，不得而知，此种壮况使得昭君悲从中来，诗意深沉。诗人如果不是有着至深的“仁爱”之心，如果不是对人生和历史有着至深的体验，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
　　今天，我们捧读杜甫的诗作，不应脱离杜甫的那种颠沛流离的身世和他悲惨的遭遇去读，不能脱离他那种关注人民疾苦以及社会的动荡去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切地体会杜甫诗的这种“沉郁”风格。这种风格在唐诗中，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空前绝后的，故我们称杜甫之诗为千古绝唱，毫不为过。　　　（陈守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