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进了腊月门，转眼就是年。
确实，忙活了一老年，又熬过了寒冷的冬季，终于进入了农历的腊月。“春打六九头”，自打进入数九的日子，大人们就开始每九天一掐算，到了五九、六九交替的日子，就开始打春了。
春节，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来了。
进入腊月，天气依然冷飕飕的，但白天逐渐拉长，太阳也从此变得暖和起来。腊月门，就好像买了门票进入大戏院的门口，一切都为一场大戏的上演准备开来了。
村内的大街上，男人们相互间开始打听周遭各个集市上的价格高低来了。那时网络不发达，信息不透明，不同的集市上的粮食价格会稍有不同。信息搜集全后，男人们回到家里盘算一下来回的路程，若是合适，就对屋里的女人说：“准备好点粮食，我赶集去！”在那个年月，粮食缸里其实没多少粮食，都是平时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就是就是留着过年卖点钱，好准备过年的东西。女人们嘴里“好，好”地答应着，开始从粮食缸里舀出粮食，用簸箕扬上几遍，以图卖个好价钱。
我的家乡地处半山半洼，这时家里最多的就是地瓜干了。男人们出门要去卖的大多是在坡地的地堰上、小地块种的绿豆、黑豆、芝麻、小米等。为何不卖地瓜干呢？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就不是稀罕物了。我在学《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每学到“以物换物”这种交易方式，就想到小时候地瓜干的用途来了。在冬季，地瓜干就是我们那里的“第二货币”，可以换酒、换粉条、换豆腐、换青菜。那时卖粮食不叫卖，而是叫“粜”，反过来，买粮食叫“籴”。家里粮食不够吃的了，就说去籴点粮食。
男人们赶集回来了，将几张皱皱巴巴的毛票，抚平捋好，蘸着唾沫清点清点，交到女人手里。女人小心翼翼地卷到一个手绢里，藏了起来。
男人干的事完了，又轮到女人开始忙活了。在上世纪60、70年代，人们还处于半自足状态。一进腊月，有的开始快点织布，好给家里人过年时添件新衣服，有的开始点灯熬油，一夜不宿，给家里人做出几双新布鞋来。
那时的冬季，煎饼是家家户户的主食。摊煎饼这活，一个人干不了，找几个人合作最好。这时，女人们会借出去串门的机会，问清几号摊煎饼，然后商定好自家的日子，大家伙一起去按顺序到各家帮忙。我们那里说是摊煎饼，实际得说是“滚”。提前找个大盆子，将地瓜面倒进去，用水搅拌均匀后，泡出红色的水来，过滤掉，再把盆里的面团成粗圆柱状，接着拿到烧热的鏊子上，从四周转着圆圈往里滚，滚到圆心处，煎饼冒着热气，刹那间就成型了。这个活实际是个累活，一是滚煎饼时得将身体的躯干低头前伸，时间久了，往往累得直不起腰来。二是个技术活。尤其打下手烧火的，必须将灶膛里的火候把握好，过热了，面团还没滚完，就糊了，皮焦里不熟，若不热，面团不往鏊子上贴，煎饼就成了七窍八孔透明的了。有的小孩也被大人吆喝着去帮忙拉风箱添火烧锅，烧着烧着，不是过热就是过凉了，不大会就被大人赶跑了，“该干么干么去吧！”
“过了腊八就是年”到了腊月初八，年节大戏进入正剧阶段。“腊七腊八，冻死叫花”，腊八时的外边，往往寒风凛冽，手脚不可屈伸，喝上碗腊八粥，会浑身觉得暖和与熨帖。
小时候，吃饭还是个大问题，我记忆中的“腊八粥”，顶多就是喝顿小米粥而已，可那也是奢侈级的享受，我知道只有孕妇才能额外地喝上小米粥。早晨放学回家，喝上碗小米粥，就着疙瘩咸菜吃个煎饼，一天肚子里都暖暖地，有种幸福感就是叫心里的满足。
腊八腌腊八蒜是我们当地的传统。晚上，大人们会拿出一大辫蒜来，拽下上边的蒜头，让我们兄妹几人拔蒜皮。为何称“一辫”？我们当地从地里刨完蒜后，不去根苗，就像大姑娘辫辫子，带着蒜头串在一起，挂在墙头上。吃的时候，就拽下一头。那时集市上卖蒜不按斤，就按“辫”卖。白白的蒜瓣放到醋里，几天的功夫就由白转绿，如一个肤如凝脂的美少女变成了形容憔悴的老太婆，屋里渐渐地飘荡起蒜与醋的混合味道。
我小时候，还没机械化的粮食粉碎机，都是用人力的石磨、石碾碾轧粮食。村里每条街上都有一盘石碾，不少家里安有石磨。粗粮食用碾，细粮食用磨。每到夜晚，大街上热闹得很，每盘石碾的四周都站满了人，一边说笑着拉呱，一边挨号等着。小孩子们也在碾的四周打闹着。有的小孩调皮地在大人看不见的时候，把手伸到碾盘上，被碾轧到了，嗷嗷直叫，每年到年根都有这样的事发生。后人在不断重复前人的故事，就像好抄袭作文的学生，相似的情节叙说着同样的事儿，“后人哀之而不鉴之”是也！
推碾与推磨是个力气活，但推碾还比推磨相对轻松些。碾磙子在碾盘上能产生惯性，而石磨是有上下两扇、中间有齿的石盘，所以有摩擦阻力，推起来特别费劲。小时候，每到春节前磨面的时候，大人总会通知家里的壮劳力，晚上不要出去玩了，准备攒好力气推磨磨面。我记得有一年的春节前，我放假在姥娘家，磨面时，几个表哥轮流上阵，大冷天都脱掉了棉袄，头上冒着热气，我都睡一觉了，他们还在热火朝天地干着。
年前最忙的是杀猪匠了。他们各家各户侦察，看看谁家的猪可以卖了。当然也会被许多想卖猪的人家，请到猪圈前，给自家的猪估个价。年前卖猪，是许多家庭过年时的主要收入来源。
“进了腊月，天天都是好日子。”腊月前结婚，还得选个吉利日子，而在腊月里则哪天都可以选择结婚。我老家的风俗是天不明就得送新媳妇进家门，所以在睡梦中就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我小时还是集体经济时期，这时生产队的大马车成了送新娘的工具。大多数的生产队长也通人情，生产上的事再忙也会给送姑娘出嫁的人家让路。大马车被苇席扎成一个有顶的蓬来，在赶车人的鞭声里，在仍然漆黑的黎明前夕，车轮滚过坑坑洼洼的街道，将村里的大姑娘送到不同的外村里，也有不同外村的大姑娘被大马车拉进我的村内，外嫁的成了外村人，娶进来的成了我村里的人，好戏年年上演，才有了老家那个村庄的生生不息。
娶新媳妇的鞭炮声，是春节前村庄上空鞭炮最早的炸响。每逢此时，我走在大街上，往往会猛吸几口随风吹来的硝烟味道，心里盼着年的到来。
“新年到，新年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要个大毡帽！”小时候，每到春节，总会听到大人给小孩子教唱这个歌谣。姑娘的“花”，非自然之花，是用彩纸做成鲜花样，外涂一层蜡，鲜艳得很。小男孩的“炮”，指的就是鞭炮，我们当地称为“爆仗”。
农历的腊月二十三，也称小年。小年大如年，这天就像春节大戏上演前的带妆彩排。大人一大早，总是让小孩少说话，说是灶王爷爷这天要上天给老天爷爷汇报人间事去，“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灶王爷爷实际就是灶房的墙上贴的一张木板年画，他旁边还有个灶王奶奶。我有时好奇地瞎寻思，老天爷爷上天是否带着灶王奶奶一起去呢？
从小年往后，人们每天都有固定的日程安排，没有清闲下来的功夫。几号扫屋子，几号蒸馒头，约定俗成，好几辈子都如此。
我的村里有个集市，过了腊月二十三，各种年货开始集中上市，人们的交易多了起来，整个集市上的人，挤满了街道，真的是人山人海，嗡声震天，人们称年前这几个集为“花花集”。每到“花花集”，大人们会给小孩几块或者几毛钱，让到集市上买点自己喜爱的东西。我的理想追求就是到卖连环画册的小摊上买本画本看。
出了家门，我就开始从集市的东头往人群里挤。最先见到的是一个靠南墙根卖老鼠药的。只见那人目不斜视地，嘴里念念有词地喊着：“老鼠药，药老鼠，不药老鼠不要钱！”地上的一块白布上，放着几个死老鼠和老鼠尾巴，还放着几瓶老鼠药。我看了一眼就瘆得慌，浑身起鸡皮疙瘩，赶紧挪开。
再往西，就是卖猪肉的肉架子，旁边围了许多人，大都瞪直了眼睛，挑选自己相中的部位。肉架子西边，是卖调料的，年底的集市上专磨五香面卖。他们用一个小石磨，现磨现卖，一个人边卖边唱，“五香面，调馅子，比那香油还香一半子！”远处，几家卖白皮鞭炮的，站得高高地，举着一根长竹竿子，一挂又一挂地对着放着鞭炮，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货好，“砰砰”的声音震得人心脏都往外蹦。几个卖山楂串的，扛着个高高的稻草扎的垛子，上边插满红突突的山楂串，我每看一眼，嘴里就禁不住冒酸水。
卖连环画的在村供销社门市部的西边，也卖春联、年画及各种书籍，这里是集市里最有色彩感的地方。我一到了这里，瞬间亢奋起来，看到各色各样的连环画，简直是眼花缭乱了，不知道买哪本好，只恨手里的钱太少。但既然来了，总得买一本回去，有画本陪伴的春节才觉得没白过！
往往进了腊月二十八后，人们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不再是“吃了吗？”而是“年货办好了吗？”自打一进腊月门，男女老少就开始为了“年”而忙活，终于到了大年三十，这是一个年头里最后的一天了。
村里每家的门上贴上了红红的对联，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将村庄的空气膨胀，好像一场中型的战斗打响，白色的硝烟夹杂着特有的味道弥漫了角角落落。
从大年三十的下午开始，家里的大人就都开始煮肉、炸年货了，这是专门为年后招待客人准备的。我记得，每当大人在忙活这些的时候，我总是站在灶台前，在满怀期待中等着肉煮熟了，啃几根骨头上的肉，然后用肉汤泡个煎饼吃，带着满足与幸福，睡觉去了。而大人们还得包下够大年初一整天吃的水饺。按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能干活的，所以他们睡得很晚。
过了除夕的夜，又一个年重新开始了。大年初一早上，我打开家门，一种充满欢快喜庆的气氛扑面而来，“春风她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刘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