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一篇《岳阳楼记》广为天下所知,其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不知影响和激励了多少儒子士人。很多人知道范仲淹是一个著名的文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更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
  走进流淌着千年历史烟云的宋朝,在那个繁华与孱弱交织的年代,让我们细细品读范仲淹,品读那一个朝代风华绝代的人物,品读这一个道德高尚、光明磊落、为国为民,被很多著名人士称作宋朝第一人甚至有宋三百年来第一完人称号的人,在一种敬仰里接受一种精神的洗礼,从而为我们树立起一种奋进的标杆,为家、为国、为民。
少年饱经坎坷,他是一个励志的典范
  范仲淹的童年是比较悲催的。他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就卒于任上。因为其为庶出,没有了依靠的他和母亲被无情的族人所抛弃。不得已,为了让范仲淹能够有良好的读书环境,他母亲忍辱负重,抱着才两岁的范仲淹,改嫁到山东。范仲淹也改从继父姓,取名朱说(yue)。因为为妾,朱家的大妇对其母子二人也非常刻薄,二人经常少衣缺食。好在其母亲是一个深明事理之人,为了防止儿子心生怨懑,经常教育他“贫而好学,俭以养德”,还时常拿颜回“居陋室而不改志”的例子来教育他要心存大志,不计较外物。在母亲的谆谆教诲下,范仲淹从四岁起就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知道了自己身世的范仲淹,经过深思熟虑,毅然泣别母亲,孤身一人,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励志不甘居篱下,成才、成人。
  在外出求学期间,范仲淹学习异常刻苦。因家境贫寒,缺少粮饭,他便每天用小米煮粥,待粥隔夜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就着咸菜各食两块;没有钱买笔墨纸张,他就用沙作纸,用树枝作笔,在地上写写画画;冬天读书疲倦时,他就用冷水洗脸,刺激以后头脑清醒了接着读。他的一个同学看到范仲淹生活艰苦,从家里给他带了很多好吃的,但他直到发霉也没吃一口。同学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能帮助我一时,不可能帮助了我一世。一天皇帝的车驾从学堂门口经过,同学们都争相恐后走上大街一睹皇上威仪,只有范仲淹不为所动。有同学喊他一块去,他只说了一句说,我早晚有一天会见到他,继续留在学校里埋头苦读。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四五年苦行僧一般的日夜苦读,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丑小鸭一下变身白天鹅。而他也因此步入政坛,开启了他“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宦海生涯,直至成为一代名相、一代名臣。
为官屡遭贬谪,他为天下忧心不改
  范仲淹为官的一生,就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生。他小时候就曾很正经地问道于算命先生,自己是否能成为一代名相?算命先生对这个心存大志的小小少年很震惊,抚慰他说,日后必然功成名就。从小就三观奇正的他,步入仕途后,始终以天下和黎民苍生为己任。
  初入仕途,他表现便和别人大不相同。他第一个官职是广德军司理参军,这是一个掌管狱讼的小官,但案件的最终审理,还是得由行政长官知军说了算。但范仲淹刚正不阿,秉公办事,常常为此和长官意见不合。据记载,范仲淹调离广德时,甚至手头拮据得连盘缠也没有,只好把自己仅有的一匹马卖掉,徒步而归。
  在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期间,由于唐代修筑的旧海堤年久失修,经常导致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此情此景,让范仲淹夜不能寐,不顾个人前程秉公上书,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他的一片赤诚感动了上司和朝廷,历时五年,全长约200华里的新堤修建完成,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
  出知苏州期间,当时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了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模式,不但获得当时舆论的赞扬,而且泽被后世,成为整治水患的参考和依据。
  皇祐二年(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此时主管浙西的范仲淹,一面调集粮食赈灾,一面鼓励百姓举行划船比赛、大规模兴建土木工程,招募百姓服役,由官府每日负责饮食;另外,他又抬高粮价,吸引粮商涌向杭城,导致粮价大幅回落以稳定人心。他独创的这种扩大消费、刺激生产、增加就业,兴办公共设施和工程项目,组织灾民自救,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粮价双管齐下的高明措施,保证了杭州“民不流徙”,安然度荒。
  范仲淹是中国士大夫之中的典型代表,经常为了国家和黎民百姓犯颜直谏,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命运前途。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他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充分表达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趋避之”的大无畏精神,成为铮臣的楷模和表率。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当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于是委派范仲淹出使救灾安抚灾民,稳定了政局民心,受到百姓广泛称赞。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
  因范仲淹多次直谏被贬谪,好友梅尧臣曾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但范仲淹宁死不改其气节,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凛然大节,成为后世为人、为官的典范。
立德立功立言,他是罕见文武奇才
  虽然忙于政务,但范仲淹的文学成就极高。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对宋初文风的革新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他的散文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士人铮铮铁骨的典型表现;其代表作《岳阳楼记》,将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为万世所传诵。
  他的词作虽然存世不多,但篇篇都脍炙人口,为少见的名篇佳作。他的《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让人读来不但眼前仿佛出现一幅将士们戍边的宏阔而又荒凉的场景,而且也体会到他们戍守边疆的孤独和思乡之苦,成为边塞诗词的代表作。他的那首《苏幕遮·怀旧》: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更是将一个戍边将士的思乡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读来唏嘘不已。他的《御街行·秋日怀旧》: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情感真挚、婉丽动人,极大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对后世词坛特别是苏轼、辛弃疾豪放词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的诗虽然没有他的《岳阳楼记》那么天下闻名,但也留下了不少上乘佳作。比如他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再如他的《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均感情真挚、语言清丽,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不但文学成就极高,范仲淹还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在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抵御西夏入侵之时,他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提出了“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同时积极进行军队制度改革,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名将,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他还注重攻心战术的应用,对沿边羌人等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避免了摇摆不定,深得百姓爱戴。边境当时流传有一句歌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就是对他最好的称赞。宋仁宗对范仲淹更是赞赏有加,宋史记载仁宗曾对范仲淹这样评价:“若仲淹处援,吾无忧矣”。由此不难看出,范仲淹在行军打仗上很有一套,对稳固宋朝的边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他在政治上曾官至参知政事,在各地为官期间均颇有建树,而且曾经积极推行“庆历新政”,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文武全才而彪炳史册。
举贤任能育才,他光明磊落高风亮节
  在中国的历史上,唐代以后,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地想得到一个谥号——文正。而作为统治者的皇帝,是不轻易地把这个谥号给人的。在历史上,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大多都是当时文人敬仰的对象。而范仲淹就是这极少数人之一,世称范文正公。
  范仲淹非常重视教育,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他主张“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的理念,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在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对宋代文风的兴盛甚至科学成就的辈出做出了卓越贡献。
  范仲淹还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他在为母守丧期间,受晏殊邀请到应天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庆历六年,范仲淹任职邓州期间,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让邓州文运大振,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晚年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范仲淹还特别善于识人,更会引导和培养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告诉富弼说:“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并推举他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成为一代名相。
  范仲淹不但自己清廉俭朴,对后代也要求极高。他做了参知政事之后,上门为孩子提亲的络绎不绝。一天,有个人到范仲淹家为他的大儿子提亲。那人原以为宰相家里一定十分豪华,吃的、穿的也一定比一般人家好上几倍。可是进门一看,家里陈设十分简陋,既没有富丽堂皇的家具,也没有绫罗绸缎的服饰,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土布衣衫。他的儿子纯佑准备成亲了,他再三向儿子交待:现在国家困难,老百姓也很穷,你结婚时不能添置昂贵的家具和华丽的衣服,一定要和普通人家一样,勤俭办婚事。儿媳妇要一顶绫罗做得蚊帐,他也不准许,女方提出自己做,他也不依。他说:“勤俭节约是我的家风,我家是不兴讲排场的。”但范仲淹对朋友和困难人的慷慨却让儿媳敬佩不已。有一天,范仲淹派他的儿子纯佑去苏州买麦子。路上,遇到范仲淹的好友石曼卿正处在贫困之中,连饭也吃不饱。范纯佑随即就把全部麦子救助了石曼卿,空着手回到家里。范仲淹,却连声夸奖儿子:“做得对!做得对!”在他的教育下,他的孩子们个个优秀,儿子范纯仁承父之志,也成为一代名相。
  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而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极其之高。王安石曾评鉴范仲淹为: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苏轼评价他: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朱熹评价他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黄宗羲曾说:上下千古,如汉之诸葛亮,唐之陆贽,宋之韩琦、范仲淹、李纲、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诚,任天下之重,矻然砥柱于疾风狂涛之中,世界以之为轻重有无,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更有很多人,把他称为有宋三百年第一完人,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的楷模,而被后世所尊崇和怀念。
  正哉,范仲淹!奇哉,范仲淹!伟哉,范仲淹!      (王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