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平的历史故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传说。这些传说，被传得有鼻子有眼儿，比真事儿还真事儿，久了，再也没人认为是传说，那传说自然就成了事实。
一
听说过“正德无儿搬嘉靖”吗？
传说是这样的：
正德十二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病死。由于武宗活着的时候没有生下儿子来，死后由儿子接替皇权就成了问题。谁来当下一届的皇帝？当时最有决定权的就俩人：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他俩一碰头，决定让居住在南京的武宗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并决定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东平人兵部尚书王宪去办。
于是，王宪带着皇太后搬请朱厚熜的书信，一路风尘、日夜兼程，终于在半月后赶到南京。朱厚熜见王宪手里只有书信并无皇帝印玺，认为这事有诈。朱厚熜当场大怒，喝令责打王宪。可怜这位身负重任的正部级高官千里迢迢来到南京城，一口热茶没捞着喝，倒挨了四十大板，被赶出南京。
王宪回到京师，皇太后亲自把皇帝的玉玺交给王宪，王宪又重返南京。朱厚熜收印后,问王宪当时如何接过印玺，王宪回答说:“背后接印。若不信，印摔掉一角为证。”
朱厚熜见王宪如此忠诚，当即口谕为王宪修王府四十里。
多好的故事！可惜——这事儿是假的！事实是：
武宗死后，慈寿皇太后、内阁首辅杨廷和手里有一份遗诏，诏书的内容是按照“兄终弟及”的祖制，指定把皇位传给朱厚熜。至于这遗诏是否出自武宗之口，只有慈寿太后、杨廷和以及大内的几个人知道，我们后人只能是猜测了。当时决定去湖广安陆（并非南京城）搬人，朝廷中也不是尽人皆知，而是小范围的暗箱操作，就连当时的朝中重臣王琼也是事后才知道。据《明实录·武宗192卷》记载，当王琼知道研究新君继位的大事没有自己的事、甚至大多内阁成员都被排除在外时，气得这位四朝元老推开掖门厉声责问杨廷和：“新君继位是小事吗？啊？为什么不让九卿知道？”至于王宪，就更摸不着边啦。他得到的遗旨是：让他与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定边伯朱泰一起，率领各营马步官军负责皇城四门、京城九门以及草桥、芦沟桥等处的防务。真正去湖广接朱厚熜到京继位的是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
二
这个传说讲的是王宪“宁可欺君，也不扰民”的动人故事：
嘉靖年间，皇上由南京向北京移驾，特意下旨要到王宪的家中搞搞调研、视察视察，并准备把汶上、东平一带的土地划封给王宪建尚书府。宗旨观念极强的王宪一听，心想，皇上一旦驻驾东平，肯定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不小的负担；给自己建尚书府，地方官员不但会大兴土木，而且还会占压汶上、东平人民的土地。这怎么行呢？于是，他决定欺君！过了几日，龙驾进入东平地界，皇上问：“王爱卿，此地离你家还有多少路程？”王宪说：“还有两三日路程。”过了三日，龙驾进入河北地界，皇上又问：“王爱卿，快到你家了吗”？王宪慌忙跪倒在地说：“罪臣该死，罪臣犯了欺君之罪，王宪的家已于三日前就过了”。皇上一听，龙颜大怒说：“好你个王宪，欺君罔上，罪该——”皇上本想说“罪该万死”，但皇上并不想真让王宪死，所以灵机一动说：“王宪，你欺君罔上，罪该贫穷”。王宪见了免了杀身之祸，千恩万谢说：“圣上让罪臣穷，那么该穷多长时间啊？”皇上说：“穷八辈子。”王宪又问：“这八辈子孙靠什么维持生计？”皇上说：“以卖树为生。”王宪又说：“树杀光了怎么办？”皇上说“不用担心，朕特封你家林上的树砍掉后再长出来。”于是一直到现在，梯门王家墓地上的柏树砍掉后还可以长出来，其他地方的柏树都不具有这个特点。
一个廉洁从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形象立在我们面前。也许王尚书真的是这样的高官，但如故事所讲的事是绝对不存在的。这是东平人为了给王宪老人家脸上再贴贴金生编硬造出了这么一篇短篇小说，硬把没影的事儿说得活灵活现。
首先，明史无记载。《明史·嘉靖》没有记载，《明史·王宪传》更没记载。史书无载，这事就有点玄。小事不上史书合情合理，如果是把两个县的大量土地划归一位大臣并敕建府邸，这等大事史书无载就不合情合理了。此事即使不入御制的正史，《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之类的旁史肯定会入的。但事实是，除了传说以外，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史料。
其次，自朱厚熜成为嘉靖皇帝后，从没有过“由南京向北京移驾”的事。皮之不存，毛自然就焉附了。
再次，朝有朝纲，国有国制，皇帝自然也有皇帝的规矩。就明君来说，即使身披蟒袍端坐龙椅，也不能金口乱开随意赏罚。纵观历代，大明的考勤制度、赏罚制度、封赠制度、丧葬制度等比任何朝代都健全，执行更严格。就嘉靖来讲，这是一位颇有心计、颇有胆略、颇有手段的国家元首，他要比前任哥哥要牢靠地多。试想，仅仅因大臣陪了次驾，就如此轻率如此慷慨地拿老百姓的土地赐人，这位皇帝还能君临天下吗？
三
“武之大两次中进士”的传说在东平几乎家喻户晓，其普及率比王尚书的传说还要高得多。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这个传说竟然没人认为是传说。其原因是，这个传说存在支撑不容置疑的证据，那就是武之大的“龙门连跃”的牌坊在老县城立着。
故事说：
东平人武之大年幼时，其父因误官差，应受鞭笞。武之大向州官哀求，请允代父受刑，州官不许。之大见父受刑，又气又急又恨，痛苦万状，咬断一手指，血流如注竟不自知。父亲回家后，武之大问：“他们为什么能打人？”父亲回答：“他们是官！”又问：“什么人可以当官？”“读书人可以当官”。从此，之大发愤读书，于万历壬辰年中进士，授长子县知县。
据传说，长子县正是那个东平州官的家乡，之大上任后，借故将东平州官的父亲痛打了一顿，为父报了鞭笞之仇。这时，那位东平州官已升为三品大官，他贿赂了吏部尚书，免了之大的功名，罢了之大的官。之大不肯罢休，从此改名换姓，一步一步地又考中了进士，当了县官，最后升为右参政。人们敬佩他不畏权贵、为父雪恨的志向，在州城大西门里为他修了一座石牌坊，牌坊正面横额刻着“龙门连跃”四个大字，表彰他两次考中进士；牌坊背面横额刻着“风诰重颁”，记载他再次当了朝廷命官。
还有一个版本，说是武之大被罢官后，改名换姓又考中武进士，授官后，率兵守卫边关，立下大功。为此，乡亲在州城给他立了“龙门连跃”的牌坊。
记得有人说过“谣言千遍成真理”。这话虽然偏激，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上一个版本的传说，不但老百姓是这样传，就连“360百科”、《东平人物专题》，甚至“东平县人民政府官网”都这样传，你能说武之大两次考上进士是假的吗？
事实证明，就是假的。武之大一生就考取一次进士，万历壬辰（1592年）考取三甲第81名，赐进士出身。此外，他再也无缘参加进士科考——不但是他，凡是考取进士的都没有资格再参加进士科考，也没有必要再来一次毫无意义的搏杀，更重要的是，朝廷是绝对禁止这类荒唐的事情发生的。
那么武之大是否考取了武进士呢？这个问题是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不难回答。一个专攻四书五经的文弱书生，放下书本去考武状元，简直是笑话！除非他有千斤以上的膂力和技压群雄的刀马武艺。别的不知，我高祖徐思水九百斤的臂力仅考取武生员，授千总之职。可见，武职也不是那么好考的。
大家笃信武之大两次考取进士的传说为事实，最重要的是不了解明清科举的方针政策以及程序规制，导致传说的缔造者按照一般民众的理解来演绎故事。
科举的程序一般是：省级分管教育的官员会同府州县的教授教谕对已考中秀才的诸生再进行一次选拔考试，成绩优异者由府州县的负责教育的官员领队赴省参加举人的考试；各省按照指标，在本省举人中选拔优异者，由省级教育官员带队赴京城参加进士科考；考中进士后，主考官拣优异者送交皇帝御点出一甲三名。
科举政审极为严格。姓名籍贯、社会关系、出身品行都要有各级相关人员具结担保。一旦发现隐瞒、作弊，视情况给与惩罚，轻则考生连续几年或终生丧失科举资格，基层相关官员也会被降薪削职；重者，考生及相关官员会坐牢或被充军、流放，甚至掉脑袋。像传说的武之大改名换姓再参加高考，那绝对的是“欺君之罪”。假如武之大就一个脑袋，我敢保证，他绝对是不敢这样玩儿的；再者，那些基层官员恐怕也不会允许他这样玩儿的，因为，他们也只有一个脑袋。
另外，如我前面所说，赴省赴京参加高考人数，各地都有上级下发的指标，并非所有秀才都可以参加举人考试，所有举人都可以参加进士考试。朝廷根据各地人口、经济状况、地理位置、文化氛围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下发指标。试想，假如武老前辈即使改名换姓了，在东平他敢与其他秀才一同参加遴选吗？本县官员是脑瘴吗？那么去外地参加科考有没有可能呢？如果是那样，就看有没有不要命的给他具结担保证明他是本地人的人了；还看有没有对于这位外来客占用当地指标毫无怨言甘吃哑巴亏的人了。
总之，“改名换姓”再次参加科举考试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无稽之谈。
既然是“无稽之谈”，那么“龙门连跃”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因为武之大在考取举人之后的次年又考中进士，如同鲤鱼连续两次跳过龙门，所以故有“龙门连跃”之誉。查《东平州志》以及《明代进士名录》即可认定。这两种文献明确记载：
武之大：万历辛卯中举人；万历壬辰科进士（翁正春榜）。这还不足以证明“龙门连跃”的因由吗？
其实，在古代科举中，“龙门连跃”并不鲜见。拒不完全统计，就我们东平明清时期52位进士中，除武老先生外，还有11位学霸是“龙门连跃”。他们分别是：
陈瓛（正统辛酉举人、解元，次年壬戌进士及第）、
刘子钟（正统辛酉中举，次年壬戌进士及第）、
张孚（正统甲子中举，次年乙丑进士及第）、
王宪（弘治己酉中举，次年庚戌进士及第）、
王汝孝（嘉靖乙酉中举，次年丙戌进士及第）、
侯宁（嘉靖戊子中举，次年己丑进士及第）、
刘尔牧（嘉靖癸卯中举，次年甲辰进士及第）、
吕一凤（万历己卯中举，次年庚辰进士及第）、
宋祖乙（崇祯癸酉中举，次年甲戌进士及第）、
廖元发（顺治辛卯中举，次年壬辰进士及第）、
王圣来（道光乙酉中举，次年丙戌进士及第）。
（少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