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佛山，又名峗山、金螺山，俗名“白虎山”。十里长山从北往南，大小几十个山头，横亘在平原之上，到这里戛然而止。在山的南边往北看去，白佛山悬崖直立，若拔地而起。登顶可南望汶水，西眺东平湖，自此以南再无高山相隔。故此地为一风水宝地，所以古时山上山下有许多古墓，石马石羊分布其间。
白佛山之名，因上有隋代始开凿的大佛而名。根据题记，白佛山石窟造像开凿于隋开皇七年（587年），十年竣工。窟高约7.5米、宽4.5米、进深5米，其中最大的佛像高6.7米，仅手掌就比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的身高还长。凡到过洞窟内瞻仰的人，莫不为其宏大的气势所感叹。看后人们都禁不住疑惑，古人是如何开凿这么大的洞窟，又是如何雕刻出如此巨大佛像的呢？
此等规模，绝对不会是民间行为所能完成的，背后一定有着许多未知的谜团需要解开。隋开皇七年，为隋朝皇帝杨坚的年号。就在同一年，他为纪念自己的母亲吕苦桃，在济南历城一座山的悬崖峭壁上雕刻了众多佛像，由此称该山为“千佛山”，那么白佛山上的佛像是否与此也有相似的关联之处呢？
2021年12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根据群众举报，在位于济南市经八路纬四路的汇苑小区建筑工地上，发现并清理了一座大型隋代墓，并且发现了一方墓志，上面刻有“仪同三司济南郡守吕道贵墓铭”。根据墓志铭的记载，隋文帝其舅舅的一生清晰地展现出来：
吕道贵，字希玄，其先为东平人，后移居济南。吕道贵是隋文帝之母吕苦桃的堂兄，由此也可得出隋文帝的母亲吕苦桃也是东平人这个结论。结合隋文帝开凿“千佛山”的目的，白佛山大佛是否也为纪念其母亲而开凿呢？
隋文帝的父亲名杨忠（507年－568年），字揜于，小名奴奴，北魏到北周时期名将，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魏正光六年（525年），杨忠十八岁时，出外游览泰山。恰逢南朝梁军队攻下该地，杨忠被抓获到江南。北魏永安二年（529年），杨忠在南朝梁居住五年后，跟随叛魏降梁而自立的北海王元颢进入洛阳，授任直阁将军。杨忠在而立之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身份确立，成为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一。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是西魏政府军事系统的最高统帅，也是国家的最高官职，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北周天和三年（568年），杨忠因病回京。同年七月初七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追赠太保，都督同、朔等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原来生前官职照旧，赐谥号“桓”。其子杨坚承袭封爵。
魏晋南北朝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外族入侵、群雄争霸、朝代更迭频繁。杨忠与隋文帝杨坚母亲吕苦桃的结合就纯粹地属于机缘巧合。
吕苦桃所生活的年代，中国还处于北魏政权的统治下。原本北魏孝文帝完成了汉化改革，但他死后部分鲜卑贵族强烈反对汉化，结果就导致了公元524年的六镇起义。起义发生的时候，时年18岁的杨忠作为汉人受到迫害，不得不离家逃亡。他几经辗转，流落到泰山附近。根据民间传说，此时的吕苦桃和父亲吕双周、母亲姚氏的家就在这里。吕苦桃看到身受重伤的杨忠，本性善良的她就带到家里养伤。一次敌军进家搜索，吕苦桃就和杨忠同睡一张床上，谎称他们二人是夫妻，欺骗敌军离开。古代男女授受不亲，何况二人已有身体肌肤的触碰，为了维护吕苦桃的名节，杨忠就决定娶吕苦桃为妻。
杨忠出身于将门世家。其父亲杨祯为北魏太原太守，因军功被封为建远将军，后率军征讨鲜于修礼，阵亡。杨祯的父亲杨烈，北魏太原郡守，龙骧将军。杨烈的曾祖父扬铉为北平郡太守，祖父杨元寿北魏初年为武川镇司马，父亲杨惠嘏为北魏太原太守。
但吕双周得知杨忠的身世后，在氏族门阀观念严重、贵族与平民等级极其森严的当时，知道自己家作为一个平寒家庭，是万万不可能与他成婚的。但杨忠重情重义，娶吕苦桃为妻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可见对其爱之深切。吕双周又提出折中之策，让杨忠先娶妻然后纳吕苦桃为妾。但杨忠决心已下，执意娶吕苦桃为正妻，吕双周也就同意了这桩婚事。后来吕苦桃跟着杨忠南征北战，随着丈夫地位的上升，她也由一个偏僻山村的普通乡野农家女逆袭跃升为贵妇人。
杨坚以孝出名，十分孝顺自己的母亲。他被封北周的大将军后，出任随州太守。因母亲吕苦桃得了疾病，便回到京城，衣不解带地亲自照顾她，直到三年后去世，才又回到朝中。杨坚在公元581年取代了北周政权，改国号为“隋”，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追崇父亲杨忠为武元皇帝，庙号为太祖，母亲吕苦桃为元明皇后。因战乱，杨坚母亲家的音讯全无，隋文帝下旨“遣八使巡省风俗”时，就包含寻找吕苦桃的族人。当年十月，济南郡官员上报，找到了吕永吉、吕道周二人。杨坚闻报，十分兴奋，命人将二人从济南接到长安。吕永吉自称吕苦桃的侄子，吕家正宗传人，祖父吕双周、祖母姚氏、父亲吕某均已去世。杨坚勘验无误，追封外祖父吕双周为上柱国、太尉、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齐郡公，外祖母姚氏为齐敬夫人。同时，将外祖父外祖母二人重新安葬、立庙，并命人看管墓冢。
这两个吕家后人，假如没有如此血缘，也许一辈子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最后老死在乡下。但一下子乌鸡变凤凰，实在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承担起重任。吕双周既死，齐郡公的爵位总得有人继承，吕永吉就捡了一个大便宜，留在长安过上了好日子。但吕永吉“性识庸劣”，就是笨到极点、干么么不中的意思，很丢杨坚的面子，但毕竟是亲戚关系，杨坚只好忍了。杨坚死后，隋炀帝杨广即位，非常看不起吕永吉，就打发他到上党担任太守。吕永吉到任后，荒淫怠政，被罢免官职，不知所终。吕道贵既然是吕苦桃的堂兄，杨坚就应称呼其舅舅。杨坚见了自己的长辈，十分亲切，想起去世的母亲，留下了眼泪。但吕道贵没有一点亲人相见的亲热劲，守着杨坚的左右大臣，口无遮拦地说了句“种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翻译成白话就是，“谁家种就是谁家的，别人想偷也偷不去，（杨坚）长得就像我姐姐吕苦桃！”众大臣面对这个粗鄙的乡村野夫，忍不住掩嘴而笑，杨坚面子上十分尴尬。但爱屋及乌，尽管杨坚内心不悦，他已将对母亲的爱转移到这两个近人身上，就没有怪罪他对自己的不敬，依旧赏赐了他许多金银财宝。可吕道贵依旧不知悔改，口无遮拦，屡犯朝廷的忌讳，杨坚只好把济南太守之职（仪同，应为虚职）赏赐给他。后来，吕道周到济南后仍肆意妄为，以国舅自居，直到济南郡被废除后，老死于济南。
隋文帝除了孝，还十分敬佛。周武灭佛后，佛教元气大伤。他登基后，大兴佛教，历史上称为黄金时代。他之所以极力推崇佛教，这与他从小就与佛教有缘有很大关系。公元541年的一个晚上，杨坚出生在冯翊城的般若寺里。因为时局动荡，杨坚生下来以后，杨忠并没有把他接回家，而是把孩子交给了一个叫智仙的尼姑抚养。当时智仙还给杨坚取了个梵文的乳名，叫做那罗廷，翻译成汉语就是金刚力士的意思。杨坚跟随智仙尼姑一直生活了13年，从小就对佛教耳濡目染，这也是他后来复兴佛教的主要原因。杨坚复兴佛教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的皇帝之位不是马上得天下，而是从自己的外孙、周静帝宇文阐那里抢过来的。按照正统观念，属于谋权篡位，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登基后，一直担心自己的皇位不稳，故而大力推行佛教，希望借此来巩固自己的皇位。因此，他在位期间，非常鼓励支持佛教的发展，听任百姓出家，并鼓励各家各户出资营造经像。同时组织翻译佛经，并下令各州，建造寺院佛塔。全国各地建造的佛像大概有一万六千多躯，修治的以前遗存的佛像有一百五十多万躯。隋文帝在位期间，佛教文化非常的荣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在家里养佛造像，蔚然成风。
杨坚的一生最为遗憾的就是他的父亲杨忠和母亲吕苦桃没有看到他当皇帝。因济南为其母亲的生长之地，隋文帝便下令重修柳埠朗公寺、灵岩寺，开凿千佛山。那么，鉴于其孝心之重与对佛教之推崇，也很有可能同时在其母亲的祖籍地东平，为吕苦桃凿窟雕像，以供后人万世敬仰。
那么，至高无上的佛是否也可塑成凡人之身呢？实际上，在宗教发展史上，类似的事，远在隋朝以前已有先例，以后也屡见不鲜。
在中国大地上有许许多多的石窟造像，是古印度佛教文化进入中原后与中国文化不断融合的产物。佛教石窟造像艺术传入中国后，由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在逐步的发展过程中，其自身的异域特色逐步消退。雕刻家们不再雕凿佛经所展示的佛的形象，也不是简单地按照已经规范好的形象来塑造，而是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佛的精神去描绘理想的境界，进而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要求，更多地从现实人物中获取典型，从而使一些雕像具有生活气息，生动自然而具有亲切的感觉。
石窟造像盛于北魏时期。北魏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拓跋珪称帝后，于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他开始进一步学习中原汉族文化，并对佛教、道家道士均加礼敬，开窟造像颇为盛行。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之初，也与道武帝、明元弟一样，尊崇佛法，后来改信道教。公元446年，天平元真七年，太武帝西伐镇压卢水胡盖武起义，在长安发现大量兵器、大批财物、酿酒器具和僧侣与“贵室女私行淫乱”的密室，诏书斥责“西戎虚诞，妄生妖孽”，并颁布毁佛政策，毁佛焚经，坑杀僧人，史称“太武灭佛”。数万僧人被迫还俗，还有的逃往长城以外，这是佛教传入中原以来的首次灭顶之灾。不过仅仅7年之后，北魏佛教依然盛行，继位的文成帝在位满一年后，便下诏恢复佛法，并于五州塞（今大同云冈），开凿石窟。
北魏孝文帝时，所开凿佛像的衣着和表情与初期大为不同，大多数佛及菩萨的服饰都近似于南朝士大夫的穿着，且脸形、五官也较为世俗化、汉人化。后来的一位高僧法果改变了佛门不服从王权的惯例，提出一个说法：“太祖（拓跋珪）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尽其礼。”他还提出一个理论给自己找依据，“能弘道者即为人主，我非拜天子，乃礼佛也！”随着这一观念的普及，进而开凿成出云门石窟一座座刻有皇帝面容的大佛，整个云门石窟的开凿可以说是建皇帝家庙，皇帝生前的形象都可通过塑像寻其端倪。其中灭佛的拓跋珪的塑像塑成身披千佛袈裟的释迦立佛像。历代以来，身着千佛袈裟的佛像并不多见，据说是寓意其对灭佛而诚心悔过的意思。
无独有偶。在我国另一个著名的龙门石窟中，许多雕像也是依据真人而雕凿。龙门石窟多为皇家贵族所建，是世界上少有的皇家石窟。武则天根据自己的容貌仪态雕刻了卢舍那大佛。另有北魏孝文帝为北魏文成帝皇后冯太后凿古阳洞、兰陵王高长恭孙于万佛洞造像、唐太宗李世民四子李泰为长孙皇后凿宾阳南洞、韦贵妃凿景善寺、高力士为唐玄宗造无量佛等。被誉为莫高窟标志性建筑的“北大像”第96窟，有一尊高达36米的弥勒佛造像，为女性形象，衣裙为唐朝流行的抹胸装，该形象被认为是武则天的象征。武则天称帝时，僧俗两届都有不少造势行为。《资治通鉴》卷240记载，武则天天授元年（690），东魏国寺僧法明等人撰《大云经》称，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大正藏》则言，“汝于尔时，实是菩萨，为化众生，现授女身。”弥勒佛到了初唐，就这么变成了女性形象。
人们长时间为了白佛山大佛是佛教中的什么佛而纠结。先有释迦佛之说，后有大通智胜佛之说。综上所述，无论什么佛不过是个载体，实际是现世真人的化身。其雕塑风格，也有专家说整体呈现民间风格，与那些雍容华贵的佛教造像相比，具有平实、质朴、可亲的鲜明特色。这不是雕刻者技术的拙笨与低下，结合隋文帝母亲吕苦桃的平民出身，自然无大家风范与贵族之气，实际这就是吕苦桃生前最为接近本人的真实形象。
吕苦桃可谓历史上的一位贤妻良母，辅助丈夫成就大业，并生了一个可称伟大的儿子隋文帝杨坚。大唐盛世实际来源于隋朝奠定的基础，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白佛山大佛不只具有佛教意义，背后实际昭示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孝的文化内涵，是教育后人的生动教材。
当然，这一切都是笔者的推测而已。 （刘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