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隐逸之士也。习惯上是指那些有文化不当官或弃官不当而退隐泉林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
这样的人太少了，自古而今。从《隐逸传》看，历朝历代仅有那么几个人名彪史册，委实是“多乎哉不多也”。但从人口比例上看，也许大大超越当代。假如你能从现在十三亿人中找出仨俩的隐士来，那在下绝对佩服您慧眼独具了。
具有什么素质或者说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跻入隐士之列呢？首先，你必须有点文化，也就是说，你肚里必须有点墨水，一点半点不行，至少要够浇灌个翰林什么的才行。《南史·隐逸》说，隐士要能够“文以艺业”，应该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能够走出去为官的知识分子。那些大字不识的山野农夫湖海渔民，就是在山林里舟楫上劳作到死，也不能称之为隐士。其次，具有为官的资格和机会而不去做官，偏要在家躬耕南亩、垂钓西湖。试想，一个根本不是做官的料儿、也没有做官的能力和机会，不老老实实地在家“隐”着，他还能干什么？所以这些人不算隐士。再次，要打心眼里迷恋山水、陶醉田园，誓与草舍茅檐和自然风光共存亡，把脱离官场和尘嚣作为最终归宿。
以上是真隐士的标准，假隐士当然不在此列了。有人把历史上的隐士分为十几类，其实，从本质上看仅有两类：真隐士和假隐士。
真隐士：
纵观历史，真隐士实在少的可怜，但还真有那么几个。
帝尧时代“洗耳不恭听”的许由就是一位真隐士。晋皇甫谧《高士传》云：尧召许由为九州长，许由不但不征召，连听到征召的话，都认为是一种污秽。竟然跑到颍水岸边洗耳朵，试图把灌进耳朵的污垢洗刷掉。
商周时的伯夷叔齐。根据《史记·伯夷叔齐列传》所说，这两位老前辈都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其父死后，为躲避继位一块逃走。看官须知，他们二人要当的可不是一般的官，而是居于百官之上的国君，这要比能当官而不去当官的隐士可贵得多。武王灭商，姬发按照礼遇先贤的惯例，欲聘请二人出来担任个“省部级高官”什么的，但二人认为武王这人不孝不仁，不够哥们儿，耻于端他们家的饭碗，所以就逃到卢龙县城东南7.5公里处的首阳山，挖野菜充饥，最后饿死在山上。
战国时的庄周，也就是庄子，最初只做过比芝麻官还要芝麻的小官。楚威王仰慕庄子的大名和学识，就邀请他到楚国任国务院总理。庄子说：“我宁可当在泥塘里高高兴兴地做活乌龟，也不愿意去你那里当用来卜卦的死乌龟。”当时就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让楚威王的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东汉建武年间，光武帝刘秀听说一个叫周党的颇有贤声，就征召为议郎。没想到这个周党以有病为由推辞不干，带着妻儿跑到黾池隐居起来。后来光武帝又征召他，不得已，他“乃着短布单衣，谷皮绡头”去见光武帝。“及光武引见，党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语见《后汉书·逸民列传·周党传》），人各有志，皇帝也不好强求。自此周党隐居黾池，著书立说，至死没有出来做官。
比上面所举稍差一点的当是魏晋时期的隐士。从人员成分来看，他们大都是些正在当官的、有可能被征召当官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等，这些人一股脑儿跑到贫下中农居住的山庄农村或达人神往的湖畔江湾竹林茅舍藏起来。著名的当属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先生和孙登先生以及竹林七贤。这些人盛刮隐逸之风，闭目仕途，平时以诗酒自娱，过着与世隔绝的优哉游哉地生活，看似惬意。
后世真隐顿减，但并非没有。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神秘文化宗师，宋朝的陈抟算是典型的一个。这位扶摇子不求仕进，从后晋至后周，先后隐于武当山九室岩、华山云台观，娱情山水几十年。其间周世宗柴荣曾下诏召见，并让他弄个谏议大夫当当。老头儿死活不应，瞅准机会跨鹤飞回山中。
南朝宋画家宗炳颇有美名，文帝刘义隆屡次征召让其作官，但他抗旨不遵，文帝也不好硬把他绑架到朝廷里。任他徜徉山水，饮溪栖谷30年，最后终老山林。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名为隐士，其实距离隐士的标准差得远了。有的根本就不该称为隐士。《晋书·隐逸传》录了三十五人，除了号称天下第一隐的陶潜和孙登，其余的基本上不算隐士。比如有个叫董京的，整天披头散发、光着脚丫，拿着个破碗行丐于世，冬天捡几块旧棉絮缀在身上御寒，这就是让人肃然起敬神往已久的隐士吗？充其量，他只能是个名人，一个因怪而名的名人。
也许世界上还有真正的隐士，因为他们是真正的隐士，所以自古而今，无一人知道。《老子》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由此推论，自然也就“大隐无名”了。
假隐士：
这是最令人作呕的一类人。这类人梦里都想着做官，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厌倦官场、不屑仕途的样子。他们的策略大体有这么几种：
一类是未雨绸缪，跑到个地方，找几个识字儿的，或高谈阔论、妄评时政，或吟诗作画、啸傲山林，总之要弄出点动静来、弄出点风声来，好让世人知道这里有藏龙有卧虎、有学富五万车的经天纬地之才，有呼风唤雨吐雾的辅国佐君之臣，以求其盛名达于天庭后，等待征召。如有鱼不钓而专钓周室的姜子牙姜太公，假卧南阳而真图经济天下的诸葛孔明，就属此类；据《新唐书·卢藏用传》记载：唐进士卢藏用没有官职，便来到距京城尺寸之地的终南山“隐居”，时时注意朝廷动向，被人称为“随驾隐士”。后来终于被朝廷征召，晚年徇私骄纵，气节尽失。当朝有个叫司马承祯的想退隐天台山，卢藏用建议他像自己一样选择终南山，并说：“在那里好处可大了”。司马承祯不无揶揄地说：“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卢藏用听了，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什么感受，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一类是既不想做官但又必须让人知道自己并非不能做官，隐居的目的只是以此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东汉的严子陵与刘秀是同学。刘秀当上了皇帝，他马上就“隐居”到江边，反披羊裘垂钓富春江。一次“同学聚会”，刘秀邀请他出席，并请他出来任职。但他坚辞不授，仍回去拿鱼竿。后人讽刺他说“一着羊裘就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
还有一类，名曰隐士，其实不隐。如南朝齐梁时被人称为陶隐士的陶弘景，年青时即做官至左卫殿中将军，后跑到句曲山华阳洞去隐居去了。陶隐士虽然在山中居住，但目光却时时盯着朝廷。梁武帝曾试图邀他出来做官，他给梁武帝画了两头牛，一头牛自由自在地吃草，另一头牛带着金笼头，但却被拿人牵着鼻子。由此可见，陶弘景不做官只是摆脱官场束缚而已，并非不理朝政。《南史》论及此事时说：“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最令人不齿的当属明代陈继儒这类人。陈继儒诗书画文俱佳，是个难得的艺术人才。正是由于他的艺术成就，朝廷多次要他做官，但他每次都以身体欠佳为由推拒。既然不愿进入官场，那就躲得远远的吧？人家陈继儒不但不躲，还没脸没皮地老往达官贵人家钻，即使遭受白眼儿也不在乎。有一次他到王荆石家蹭饭吃，在那里遇到一位显赫的高官。高官指着陈继儒问：“这是谁呀？”王荆石说：“山人”。高官说“既是山人，为什么不到山里去？”一个向往富贵的假山人被真高官撒了一鼻子灰。无怪清人蒋士铨嘲讽他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隐士这一特殊阶层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下认为，隐士这一特殊阶层也不是天生的，它是一定社会政治生活的衍生物。如果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的政治状况，就能理解魏晋文人为什么远离政治、放浪形骸、清谈玄理了。虽然他们或多或少地存在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但他们畏惧而且远离门阀氏族之间的倾轧争夺、保全生命才是根本原因。他们知道，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等于身陷深渊，甚至遭受杀身之祸。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人的遭遇可为前车之鉴。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挺身而出，与封建统治者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最后英勇献身。孔子就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语见《论语·泰伯》）。”作为儒家弟子，严格按照祖师爷的教诲办事，是没有错的。
真正的隐士追求的是对个体生命的无上珍视和精神的绝对自由，他们要摈弃包括世俗功名利禄在内的一切羁绊，自由自在地享受人生。正是由于这样的思想境界和美旖如画的山水环境，滋养了他们洁净无暇的心灵，所以，在他们的笔下，才能流淌出清泉似的诗句，才能让他们从山涧洞泉竹林茅舍中，走进千古景仰的艺术殿堂，从而名彪青史，成为隐一时而名万世的高士。
（少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