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邵汝群，男，曾用名王贺成，山东省莘县舍利寺乡舍利寺村人，1918年生。l938年4月入中国共产党。聊城第三师范毕业。l937年l2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抗大一分校学员，中共山东宁阳县工委书记，东平县委书记（1940年4月至1942年4月），冀鲁豫八地委宣传部长，寿张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范(县)寿(张)朝(城)阳(谷)边区工委书记，昆(山)张(秋)东(平)汶(上)南(牵)五县工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冀鲁豫七地委社会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1949年后，历任浙江省建德地委组织部长，温州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温州市委第一书记，温州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哈尔滨国营东安机械厂党委书记，黑龙江省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等职，l970年3月任黑龙江省农机局局长，党组书记，1977年12月任省政府机关党委副书记，l983年7月当选为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l989年2月离休，l990年7月病逝于哈尔滨市。
1940年4月,我从宁阳调到东平任县委书记。当时东平的情况是：日寇占领县城，二区二十里铺、三区宿城、四区夏谢、五区彭集、六区三官庙都安了据点，驻有伪区政府。二区北部、三、五区大部地区还是根据地。日寇正在推行强化治安（我在东平期间，敌人共进行了五次强化治安），采取逐步增设据点的办法，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
当时，东平党组织的任务是：贯彻地委扩大会议精神，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借粮斗争，减租减息，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扩大抗日群众组织，壮大民兵、基干自卫武装，积极配合县区队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巩固抗日根据地。县委在宋屯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传达、部署上述会议精神后，立即分工到各区，协助区委狠抓借粮运动。东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很厉害，土地占有非常集中，很多农民完全丧失了土地，祖祖辈辈当佃户，生活很苦，再加上东平连年欠收，地主囤积粮食，而贫苦农民缺粮少米，吃糠咽菜。借粮可解决燃眉之急，所以，一经动员，便很快形成高潮。当时对抗日家属、开明士绅，主动出借粮食，或向政府献粮的予以表扬，如三区清水潭刘仲羽同志的父亲刘贯一先生和五区苇子河赵效三的父亲赵厚印先生就表现很好。三区尚庄地主尹祚墀态度顽固、隐粮不报、拒绝借粮，经过他的佃户、雇工暗中揭底，农会组织公开斗争，终于借出了粮食。减租减息只在基础好的少数村里进行。经过借粮和“双减”运动，进一步激发了贫苦农民的抗日热情，他们积极参加抗日群众组织，加入民兵、基干自卫队，站岗放哨，侦察、监视敌人，盘查可疑分子，帮助军队、政府捉拿汉奸敌探。在“双减”基础上吸收一批积极分子入党，整顿了支部。这一阶段成绩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借粮掌握政策不够稳妥，有些地方牵动面宽一些，伤害了一部分中农，锄奸斗争个别地方控制不严，有过火现象，引起一部分群众对我们不满。
1940年8月，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来泰西，批评泰西地区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地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进行总结检查。东平县委回来后认真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精神，检查纠正在借粮、锄奸斗争中的左倾错误，这对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敌人，当然是有利的，但由于没有充分肯定借粮、“双减”、锄奸斗争的成绩，给党员、积极分子泼了冷水，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后来，地委副书记王晋亭同志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前进中的错误，不能在纠偏中前进，而要在前进中纠偏。”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这年秋天，日伪对根据地扫荡日益频繁，先后在花篮店、金山口、苇子河等地增设碉堡，东平形势日趋紧张。
就在这段时间，前东平县委书记、泰西总动委会副主任刘仲羽同志和二区区长侯馨斋同志先后被捕，惨遭杀害。他们在日寇残酷折磨下，坚定顽强，英勇不屈，为东平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榜样。
在党的领导下，多数党员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表现是坚定的。有些同志表现非常勇敢，如三区区长郑杰同志经常率领区队和民兵打击从宿城出动抢粮、抓人的伪军，保护群众利益，受到群众称赞。但也有少数党员产生了悲观情绪，思想动摇。县委宣传部长王光甫借去地委开会之机，回家弯腰不干了；县委组织部长王邦振随军分区活动，在五区被敌人包围后开小差跑回家去，脱离了革命队伍。当时，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和东平党内思想状况，立即整顿支部，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从而巩固了党的组织。
毛主席《论持久战》一文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复杂性和艰苦性早已讲得很清楚。但当时我们学习不够，领会不深，缺乏预见性和应付突然事件的思想准备，只搞公开的斗争，不注意抓党组织的精干和隐蔽斗争，放松了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和统战工作，所以一旦发生突变，便陷于被动状态。
1941年6月，我和强子正、王相臣等同志去地委汇报请示工作，正遇上日伪对太肥山区进行大扫荡。我们冒着枪林弹雨随地委从肥城五虎门转移到泰安大牛庄，听了地委副书记王晋亭简短的指示，便急忙返回东平。这次大扫荡后，泰安、肥城、长清、平阴等县相继变成了敌占区。泰西地委从泰肥山区转移到大峰山，又撤到黄河西，从此东平县委与上级失掉了联系。
1941年夏，日寇纠集几个县的伪军对平阿山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妄图消灭我县基干武装和县委、县府机关。一天，我县大队同部分区中队、当地民兵固守几个山头，同敌人激战了一整天。这天晚上，敌人不但没回城，还在周围山头上修筑工事。当时，县委、县府几个领导同志分析了敌人动向，认为情况十分严重，为保存力量，决定晚上八点后分头突围。县独立营政委强仁普同志率县区队打了一仗转移到昆山县，我和县长崔宜平、县府秘书赵效三、公安局长展玉章、组织部长强子正、民运部副部长李诚、宣传部副部长王相臣分头向东突围，然后分别到各区隐蔽下来，会同区委继续坚持斗争。
平阿山区大扫荡后，敌人在全县安了三十一个据点，普遍设立伪乡、村政权，天天去各村“清乡”，到处抓人、起枪、抢劫财物，弄得人心惶惶，一片白色恐怖。当时，东平党组织一度被打乱，上下左右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许多党员、村干部为避免被捕，不得不化整为零到偏僻地方投靠亲友，躲过风头。有些人白天上山，等到晚上才敢偷偷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逐个找党员谈话，了解情况，进行工作，恢复组织和建立新的联系。当时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安定人心，联系群众，使党员知道困难和挫折是暂时的，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一定能战胜困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同党员商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既能隐蔽自己又能作些群众工作的办法；同时还要做伪村长的工作，教育他们要做革命的两面派，既要应付敌人，又不干危害我们的事，这样就减少群众的损失。如宿城和苇子河的伪乡长，为我们送情报，掩护干部，尽力营救被捕人员，帮助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没有这样一批革命的两面派政权，以合法斗争掩护抗敌斗争，县委很难长期坚持，东平党组织也会受到更大损失。而对个别顽固乡、村长，我们采取各种办法予以警告，对屡教不改者坚决镇压。
那时候，我们的活动方式是分散而又隐蔽的，昼伏夜出，对内公开，对外保密。为避免给房东带来麻烦，进门规定了暗号，有时像绿林英雄那样，飞檐走壁，越墙而过。开始，我们住在目标不大的党员家里，后来，有些党员被捕了，我们又采取依靠敌伪工作人员掩护的办法，到敌人据点附近村庄去住。我与三区区委书记徐维新曾到三区宿城北门外的焦村住过。一次，接到伪镇长王元江（打入敌内部的共产党党员）报告的情报，徐维新带领三区区队打过三区伪区长焦元绅警卫班长李培正的埋伏。有一次，我和赵效三等同志曾到五区一个伪乡长家里去躲避敌人清剿，警告他不要死心塌地地为敌人效劳，要为自己留条后路。我们还提出住在他家里要保证我们的安全。第二天，三十多个日本兵突然到他前院要吃饭，我们在后院严阵以待，这个乡长表现很好，把日本鬼子应付走了，确保了我们的安全。因我是外乡人，口音和当地群众不一样，日本鬼子和汉奸又到处搜捕我，并下了通缉令，住在哪里都让人提心吊胆，一旦有人告密，房东就有性命危险。尽管如此，东平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还是千方百计地掩护我，把我当亲人看待。在一次秋季大扫荡时，发生过一件动人的事，两个青年干部（一男一女），突围后到山后一个小村的贫农家里隐蔽下来，正赶上敌人去“清乡”，房东把他（她）们装作自己的儿子、儿媳瞒过了敌人，随后又将他俩封在山洞里，晚上给他们送饭，后来帮助他们脱离危险。这都说明在战争年代，党和人民血肉相连，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人民相信党、热爱党，把希望寄托在党和八路军身上。广大干部也深深懂得：只要紧密依靠人民，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取得胜利。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东平党组织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有些人在抗日高潮中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来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个别人叛变投敌，出卖组织，危害人民。如一区区委书记徐家德、五区组织委员韩德林，先后投敌，干了剿共班，领着汉奸队到处抓人，仅因韩德林出卖而被捕的党员、积极分子，就有一百多人，号称一百单八口，使党组织遭受很大损失。但是东平多数党员、干部表现坚强，是坚持了党的立场和民族气节的，他们历尽艰险，誓死不向敌人低头。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像刘仲羽同志那样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这里我着重谈谈我们东平抗日县长崔宜平同志。一九四二年初，我和赵效三、强子正等同志还同他在一起交流情况，分析形势，研究工作。赵效三同志是当地人，又熟悉五、六区交界的情况，认为那里（指原六区李圈）党的基础薄弱，政治情况不摸底，距东汶公路太近，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建议晚上转移，宜平同志一方面有点小感冒，不大舒服，另一方面觉得那里工作刚有点眉目，想再住一两天，多找几个“两面”乡、村长谈谈，要我们先走一步。他当时只考虑革命事业，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我和赵效三同志转移到三区，过了一段时间，听到宜平同志英勇牺牲的噩耗，心里非常难过。崔宜平是大学生，很有才华，为人正直，对个人要求严格，对同志宽厚。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的高风亮节，感人至深。想起当时牺牲的同志，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解放事业，我们应永远纪念他们，学习他们，振奋革命精神，努力工作，忘我劳动，为完成烈士遗愿，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
我在东平的最后一段，是和李诚同志在平阿山区一个山洞里度过的。山前西沟流是李诚的家，县委的老基点。因小山上有敌碉堡，我们只好在山洞里铺着盖着草，吃干粮，饮泉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诚同志还要扮成打短工的或讨饭的，到湖边找党员取得联系，进行工作。后来，环境进一步恶化，当地同志劝我早日与上级联系，请主力部队快点打过来。我认为他们言之有理，于1942年4月由李诚同志送我突破封锁线，路经昆山县去区党委汇报。区党委负责同志一见我就说：“早就派人化装去东平到处找你，没有找到，你们坚守阵地精神可佳，只是有点机械，早该出来反映情况了。”根据东平情况，区党委决定：暂时还不能派大部队去，你们要咬紧牙关，度过眼前一段困难，隐蔽斗争，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团结一切爱国志士，作好“两面政权”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区党委决定我不再回东平，暂时在昆山县帮助工作，负责与东平同志联系。不久，我调到新建的八地委任宣传部长，强子正同志接任东平县委书记，他同赵效三、王相臣等同志在更加恶化的情况下坚持斗争。 （邵汝群）